择校的复杂历史（上）

即使按照教师工会的“烧了村子就救了它”来维持政治权力的标准，这也是一种相当愤世嫉俗的策略:在上周的一次演讲中，美国教师联合会主席兰迪·韦格腾(Randi Weingarten)称学校代金券是“种族隔离的堂兄弟”，“只是稍微礼貌一点而已”。这不是随便说的，而是精心策划的择校斗争的升级，以及旨在解决工会内部政治问题的呼吁。

考虑到美国目前的种族氛围，特朗普赤裸裸的政治机会主义是他的风格。它在历史上也不是完全错误的。太多选择学校的支持者对教育券历史的一个方面有着特朗普式的历史失忆。

相反，学校的选择历史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当代的美国，择校的观念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一方面是对废除种族隔离的抵制。作为“大规模抵制”的一部分，一些南方州和社区制定了择校计划，以阻止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decision)后学校的整合。到20世纪70年代，联邦法院否决了这些计划，而择校法理学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公共资金可以流向宗教学校的条件上。

然而，可以理解的是，伤口依然存在，而这正是Weingarten想要挖出的疮痂。虽然大多数非洲裔美国人更普遍地支持学校代金券和学校选择，但这种支持在年龄和地域上有所缓和。

然而，对一体化的抵制只是代金券故事的一部分。在20世纪60年代，左倾的思想家们也开始致力于公平的选择。伯克利法学教授杰克•库恩斯(Jack Coons)将代金券视为一种让穷人机会均等的方式。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克里斯•詹克斯(Chris Jencks)也是如此。他们和许多其他学者和倡导者一起，将选择视为一种赋权的工具。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还推广了这样一种理念，即给每个家庭提供教育补助，但让他们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支出。弗里德曼认为，这种方法平衡了教育市场可能带来的活力和社会对为所有儿童提供教育的兴趣。他在1962年出版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中提到了这个想法，但这个想法随着他在20世纪70年代的声名鹊起而与他联系在一起，当时他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获得了诺贝尔奖。

 

择校的复杂历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