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当洛杉矶学校董事会以“故意挑衅”为由投票禁止停学时,董事会成员理查德·弗拉德维克(Richard Vladovic)表示,他支持把停学作为一项实验,但如果它损害了学生的学习,他将是“第一个阻止停学的人”。结果是:实验失败了。这项禁令对学术造成了严重损害。如果董事会真的愿意做它要求学生去学习的事情,它就会废除这项禁令。
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一名博士生进行的一项首次研究表明,禁令对学生造成了直接的、因果关系上的伤害——在不得不最多地减少停学的学校里,这种伤害是最大的。直到最近,学术研究基本上都说:“停学多的学校在学术上不如停学少的学校。”在此基础上,活动人士认为,因此,减少停学肯定会提高学术成就。
这项研究揭穿了这种一厢情愿的逻辑。该报告比较了洛杉矶联合学区中学在禁令实施前后的学业增长情况。在那些以前没有因为故意违抗而被停学的学校里,学生的学习成绩略有提高。
但在有1-10次停学的学校,学业增长率下降了18%的标准偏差——基本上是学习时间的五分之一。在禁令颁布前被停学10多次的学校里,学生的学业增长率直线下降了30%,这就相当于告诉孩子们:“春假过后不要再来上学了。”
当把洛杉矶的学校和全州的学校进行比较时,这个惊人的发现是成立的。没有停学的学校也没有什么区别。但在那些有停学记录的学校里,洛杉矶的增长直线下降,在那些没有停学记录的学校里保持稳定。
两年后,奥克兰实施了类似的禁令。结果看起来更糟。在实施的第一年,奥克兰的学术增长落后于该州44%的标准偏差,这一效应相当于告诉孩子们:“寒假过后不要再回学校了。”
也许比学业损失更糟糕的是:当停学被禁止时,孩子们最终会觉得在学校不安全。作为纽约曼哈顿学院(Manhattan Institute)的研究员,我去年发表了一份报告,显示根据学生对学校气候调查的反馈,纽约的学校变得越来越暴力。我检查了学生们对同样问题的回答,在学科转移的前一年和后一年,设置了5%的差异作为判断事情是否发生变化的门槛。据学生说,在443所中学和高中,暴力事件增加,144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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