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心理学家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发现了他们所谓的“3000万字的差距”。通过家庭访问,他们估计来自低收入家庭的4岁以下儿童比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儿童少听到令人震惊的3000万个单词。这项研究得到了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支持,并促使白宫就这一话题召开了一次会议,还发起了公共服务宣传活动,并成立了至少两个推广组织。明确的信息是:多和宝宝交流。
但是现在,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组科学家正在质疑单词的数量是否真的很重要。他们上个月在《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在4岁、5岁和6岁的孩子中,如果他们在家里进行更多的交谈,那么他们在听故事和处理语言时大脑的活动就会更多。
研究报告的主要作者、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联合项目的博士生雷切尔·罗密欧说:“我们发现,语言的量、成人词汇的数量与大脑活动或语言技能无关。”但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儿童和成人之间的反复对话。我们认为这项研究结果表明,与其和孩子说话,你真的需要和孩子交流才能有意义的大脑发育和语言发展。
罗密欧的假设是,来回的对话可能会重新连接大脑,使其生长。科学家称之为神经可塑性。但这需要在罗密欧计划的未来研究中进行检验。所有这些最初的研究都表明,参与研究的孩子们在家里经历了更多的交谈,他们的大脑活动更活跃,语言能力更强。我们还不知道谈话是否真的导致了大脑发育和语言能力的改变。
在这项研究中,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来说,谈话的好处和高收入家庭的孩子一样多。经历过大量对话的孩子在标准化语言测试中的得分要高出12%。
但研究表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家里交谈的次数要少得多。研究人员比较了每个孩子的谈话高峰时间。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在一个小时内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多50次谈话。转弯是指大人说话,孩子做出反应,反之亦然。一个转弯可以像这样短:“吃”。“不!”
这项研究的意义是重要的。许多针对低收入母亲的项目强调了从出生到3岁与婴儿交谈的重要性。罗密欧说:“有些家长甚至是教育工作者把这个理解为,不管怎么说,在什么地方说,说,说,说,说。”并不是说数量无关紧要。但参与,社会交流,似乎才是最重要的。
可以肯定的是,哈特和里斯利的3000万字差距研究从来没有指出只有数量才是重要的。他们还写道,让婴儿接触一系列词汇的重要性,并提供更多积极、鼓励的反馈,而不是消极的禁令。
罗密欧建议父母们去问问题,等待他们的反应,而不是只是喋喋不休地罗列购物清单或讲述当天的事情。诚然,与一个6个月大的婴儿进行智力对话是一项挑战。对于婴儿,罗密欧建议交换咕咕声或傻傻的表情。对许多家长来说,这可能比持续一个小时的叙述更容易。
主持独白可能很烦人(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但肯定无害。罗密欧怀疑这样做的父母也碰巧参与了反复的对话,让他们的孩子接触到很多复杂的词汇和语法。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说得多的父母更倾向于培养出语言能力更强的孩子。
罗密欧和她的同事们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实验室里开始了他们的研究,在那里,36名波士顿地区4到6岁的儿童接受了测试,以测试他们的语言和推理能力。然后,每个孩子进入一个大脑扫描仪,当孩子听音频故事时,这个扫描仪会产生大脑活动的核磁共振图像。之后,家庭成员被送回家,带着一个可以塞进孩子口袋的轻便数字录音机,并被告知在孩子醒着的整个周末打开录音机。算法分析了这些录音,计算了成年人说的话和对话回合。这些算法能够识别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类声音,并能排除孩子从电视或其他设备中听到的声音。如果录音机里有一个看护人在用手机说话,那么这就被归类为成人语言,这些词汇也被计算在内。
最后,研究人员将实验室里孩子们的考试成绩和大脑图像与家里的音频模式进行了比较。他们发现,每11次对话,孩子的语言测试成绩就会提高1分。他们发现,对于那些在家里经历了更多对话的孩子来说,大脑中负责语言处理的部分会更加活跃。研究人员发现,在说话的字数上没有这种联系。
这只是一个小的研究,它需要被复制。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明对话是大脑语言发展的关键。但这项神经科学研究证实了2009年心理学家的研究,他们并没有进行脑部扫描,而是开始辨别在幼儿时期哪种语言接触最为重要。在研究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还惊讶地发现,哈特和里斯利的里程碑式研究并没有比这篇大多少,只追踪了42个孩子。它展示了一项小型研究是如何产生巨大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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