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
哈佛学生在上一堂天文课
图片来自三联生活周刊
这样的“教育”必然包含英国19世纪著名的诗人和学者马修·阿诺德所说的“曾经被了解过的与被述说过的最好的一切”。它必须理解整体——人类世界与它的历史,我们的文化与那些不同于我们的文化,自然世界与探究的方法,量化的与语言的技巧,还有活泼的艺术。
就像校徽上刻着的“真理”二字一样,“自由教育”——在自由探究精神指导下的不预设目标、不与职业相挂钩的教育,是哈佛大学在近400年的历史中一直坚持的一个理想,尽管在越来越世俗化和功利化的今天,这种坚持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有一种说法是自由教育就像教堂,专业教育则像医院。大家都知道医院是干什么的,但说不清楚教堂到底有什么用,但它确实还有某种深远的影响和作用,比如慰藉和回答人的真正需要。
哈佛通识教育委员会主席J.哈里斯在接待两位前去取经的中国学者时说:“自由教育的特点是又宽又深。所谓宽,是教给学生的整个知识范围‘宽’,深则意味着要深入各个专业,每一门课都讲究深度。”
一名学生走在哈佛校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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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修课致力于培养学生对某一学科的深入理解,这是专业化时代的要求——只有当一个人深入钻研了某一复杂学科之后,不仅学会分析问题,还要能合理地解释解决问题的过程,才能明白真正的智力探究与探索是什么意思。即使一个人学生时代选择的专业与他未来的事业之间毫无关联,或者20年后将所学的专业知识全部忘光,他至少懂得精通一门专业是怎么回事。
一个哲学系的学生应该能理解物理学的基本观点:这个世界是一个理性的、可预知的系统,我们可以通过经验发现其规律;而一个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捣鼓细胞的生物系学生应该具备最基本的道德推理能力,以应对未来可能遭遇的道德困境。这是哈佛运行了30多年的通识教育系统——“核心课程”的基本观点: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本科教育的重心必须从具体知识的获取转化到“获取知识的方法与途径”。
哈佛中心校园
图片来自三联生活周刊
“正如科南特所处的时代一样,我们也处于一个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忧虑不安的世界,我们面对的是不确定。”福斯特校长说。
哈佛最新一轮的通识教育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的一种回应。全球化与科技革命是其中最大的两个不确定因素,所以新课程计划中加重了科学的比例,并且一再强调“国际化视野”和“合作意识”。
作为一项古老的传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哈佛都认为,真正的学者“必须拥抱孤独,并把孤独作为自己的新娘”。至少在这个世纪,他们希望培养的,绝不是象牙塔里孤独的学者,而是能在未来世界里长袖善舞、应付各种各样挑战的人。在所有的现代心智训练中,他们尤其强调这样一种训练:将学生置于一个陌生的环境,让他们接触超越他们理解力——甚至也超越教师理解力——的现象,让他们失去方向,然后通过学习和思考,重新找到方向。也许这才是21世纪前25年所谓的“良好教育”。
2007年通过的《通识教育工作组报告》这样写道:“我们在报告中所描述的通识教育计划的理想,就是要使本科生能够在一个他们毕业后将成为什么人和他们将过什么样的生活的这样一个视野下,在哈佛课堂的内外进行一切学习。”
也就是说,哈佛所认可的“共同的知识核心”回归到了“生活”本身。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应该怎么生活?什么是美好生活的结构?什么样的成功才包含真正的幸福?公共事务中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公?
按照福斯特校长的说法,哈佛校徽上的“真理”(Veritas)是指一种基于理性、挑战、不安和怀疑的理解之道。但如果这种理解之道能帮助一个学生直面未来生活的各种变故与不确定性,更好地与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打交道,理解它的复杂性,以及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从而拥有一个更美好和富有意义的人生,有何不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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