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通常很迷恋数学,迷恋却学不好数学,应是数学和真正数学有什么区别?学数学到底要不要刷题?
三十多年来,中国人对奥数的批评与质疑从未停止,它仍由一项发轫于苏联的小众智力竞技活动,脱胎换骨为全民运动,在与商业资本、升学率联姻的过程中,又催生出更狂热、影响更为广泛的“数学崇拜”“数字迷信”。
“计算能力世界第一”的光环背后,“枯燥”“难”“毁人生”是数学留给他们的第一印象;毕业许久之后,他们仍会经常梦见在高考考场上被数学难题困住,然后满身冷汗地惊醒;高等数学在高校最易挂科专业排名中,永远有一席之地;数据被用来佐证某种观点时,常与逻辑错误相伴相生。
2011年7月19日,参加阿姆斯特丹国际奥林匹克数学学术活动的学生。国际奥林匹克数学学术活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奥林匹克科学学术活动,中国学生在这场“数学大战”中表现不俗。图/GETTY
“如果不给补课了,孩子如何应对高考?”
1985年,中国首次派出选手赴芬兰参加第26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学术活动(IMO)。
中国第一所可考的奥数培训机构,即是借此东风诞生于北京的“数学奥林匹克学校”,该机构宣称“所有任课教师均通过了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一级教练员考核”,但其实质更类似于集训队,主要是为了选拔人才参加国际大赛。
1998年后,就近入学取代“小升初”统一考试,中高考将学术活动奖项明确列入保送、加分条件,奥数顺势登堂入室,成为名校“掐尖”的工具。为了确保学生的“抢跑”优势,校外辅导机构也纷纷将奥数作为培优课程的主要内容,甚至亲自带队参加数学学术活动。
登峰造极的“提前教育”竞争中,“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源头”的帽子,扣在了奥数头上。从1994年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提出停办奥校,到2018年年初教育部全面取消奥数等高考加分项目、叫停“华杯赛”,官方下发针对“奥数热”的整改文件中,不乏“斩草除根”“彻底封杀”之类的严厉措辞。
被迫学奥数的中国学生,恐怕很少能感受到学习数学的快乐。图/视觉中国
但对于一些更高年级的孩子而言,去校外辅导机构补数学,并不是因为奢求“鲤鱼跳龙门”,而是因为无论中考、高考,最终决定他们命运的,都是数学上那十几分甚至几十分的差距。
更加戏剧性的是,英国教育部2016年7月宣布,根据该部即将推行的教改计划,将在全英8000所小学推广采用中国传统数学教学方法。这种被中国舆论批判为应试导向、重视机械重复而轻视创造力培养的教学方法,被看作提升英国学生数学能力的有效途径。而接受中国教师示范教学的48所英国小学,学生数学成绩得到显著提升,更增加了英国教育部的改革信心。
英国8000所小学采用中国传统数学教学方法。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学奥数,也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拔尖。”
撇开教育体制问题,“自从小学三年级以后数学就没好过”的说法其实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科学竞技真人秀节目《最强大脑》十二强选手、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毕业生杨易认为,在较低的学历阶段,大多数人对数学的理解是远远超过满分线的,所谓高下之差,取决于学习和解题方法,不是真实水平的反映;随着难度增加,满分线会超过大多数人的上限,这个时候拉开的差距,就是能力和思维方式上的差距。
在杨易看来,奥数正是培养“数学全局观”的一种不坏的途径。“奥数虽然难,但它更接近于纯粹数学,更适宜启发学生的数学思维,向其展示数学广阔的外延和真正内涵,而不是局限于运算和解题。”他坦言,如果断定高强度的训练就是扼杀孩子的天性,这多少显得有失偏颇。与其“叫停”奥数,不如去整治那些对数学教育缺乏了解,却进入市场分食蛋糕的无资质从业者,保证奥数教育的正规性。
杨易认为,奥数是培养“数学全局观”的一种不坏的途径。图/视觉中国
涂荣豹则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只有逻辑数理能力是强项,同时具有兴趣的人,才适合学奥数,这在学生的总人数中,可能占比不到1%。过去高校自主招生、保送看重学术活动,也是旨在挑选出适宜的人才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在社会的多元人才谱系中,这些“数学尖子”只是少数。
“但这些少数,被逐利的辅导机构和渴望优质生源的名校刻意放大了,甚至形成一种误解,认为人人都适宜学奥数,人人都必须学奥数,并想当然地把学奥数和上名校、成才串联在一起,之后产生的一系列乱局,又自然而然地全部归结到奥数头上。”提及舆论对奥数的口诛笔伐,涂荣豹觉得解决问题的逻辑出了问题。
在涂荣豹看来,“数学教育”和“高考数学”分别履行着它们各自的功能,不宜混同。对于何继刚和荆楚网的观点交锋,他站了后者。“教育的任务,是引导每一个孩子掌握一门学科中最核心的知识,把他们培养成达到社会基本要求的合格人才,不让任何人掉队,这正是我理解中‘公平’的含义,所以不应以‘难’为重。但既然高考是选拔性考试,必须拉开差距、分出高下,如果让所有人都拿高分,是不是意味着真正的人才会被埋没呢?这是不是一种变相的不公平呢?”
真正的“数学尖子”只是少数。
“老老实实做题,你就能考得不错。”
上世纪80年代,美国科学基金委员会一位专家曾写信给中科院院士、数学家吴文俊,请求他以计算机证明著名的“五点共圆”问题(任意一个星形,五个三角形,外接圆交于五点,求证五点共圆)。在工作站运行了20个小时后,因为信息量过大,机器溢出,证明失败。
你觉得自己有“数学思维”吗?
在中国数学教育领域至今仍影响深远的苏联模式,固然有其僵化、呆板、机械重复、扼杀创造力的一面,但无论是吉米多维奇式的题海战术,还是建立在凯洛夫“五步教学法”基础上的“公式+模仿+练习”路径,都会为学习者提供严谨、扎实、密集的数学训练,对逻辑链完整性的要求也很高,而绝非高数课上的浅尝辄止。
也正是因为如此,数学教育为苏联工业建设的迅速推进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本科教育的中国科学工作者,也都拥有过硬的数学底子,并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受益无穷。至于欧美式教学法中对实用技能的培养,日本式教学法中对原理的演绎,杨沛淇也没能在高数课上看到。
“不少老师上课都会讲一些东西,只要你去上课,上课认真听,老老实实做题,尤其是把老师讲过的题型理解、背住,你就能考得不错。不听话,总是要吃亏的。”
这是长期翘课的他,在收获两个严重拖低GPA的惨淡分数之后,总结出的教训。
中国的数学与太多欲望、焦虑纠缠在一起
在教授培优班的时候,杨易习惯于只说数学历史和数学故事,让孩子们去感悟他们真正觉得有用的思维方法,甚至鼓励他们发现属于自己的数学规律,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他也推荐低龄学生的家长用车牌上的数字给孩子出算术题,教他们看手机地图,而不是把他们关在教室里。
只是如今,偶然想到以前的事,他会这样问自己:如果高中时就通过《古今数学思想》了解了数学的精神实质,是不是之后就不会这么憎恶数学?如果当时教过自己的,是丁石孙老校长、丘维声教授、胡作玄教授、李忠教授那样真正懂数学、爱数学的前辈们,今天的自己,是不是就从事着数量金融、大数据挖掘这样的工作?
然而,当中国式数学与太多欲望、焦虑纠缠在一起,现实与“如果”间的距离,便总显得那么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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