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数天才坠落之后听听他的独白

付云皓——这个曾占领IMO（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学术活动）高点的、备受期待的奥数天才——在接下来的十五年中，意外地在学术界消失了。天赋曾经给付云皓带来过好运气，又让他在之后的人生中吃尽苦头。更多翰林数学国际学术活动介绍

上课铃像阵雨一般突然而至。刚刚还在和记者热烈交谈的付云皓先生扭头冲进了教室，没说完的半截话头被尴尬地甩在了门外。

他一屁股坐在讲台前的椅子上，抚平呼吸、打开公文包、掏出讲义，像台机器似的熟练地往外蹦词儿，「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圆幂的定义，以及跟它相关的根轴和根心的概念……」

教室里电扇呼啦啦转，窗外是广州郊外茫然一片的田野。清明午后的时光总让人不知如何打发，正在上课的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的同学们都有些昏昏欲睡。在这所以培养小学老师为目标的二本师范学校，正在讲授的初中数学内容对学生来说似乎有点太难了，而这些是付云皓在小学就轻松掌握的知识。

《人物》记者问旁边一个一直埋头刷微博的女生，「知不知道这个老师是谁？」没等她回答，坐在前排的女生突然回过头说，「很崇拜他，很厉害啊。」她瞟了眼那个正在奋力把黑板上的公切线和对顶角擦掉的数学系助教，神神秘秘地说，「就是那个两届奥数冠军啊！」

「那个两届奥数冠军」——尽管不够准确，也大体概括了付云皓前33年的人生里取得的最高成就：他是IMO（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学术活动）2002和2003连续两年的满分金牌得主。在中国国家队三十余年的参赛史上，取得这一成绩的选手只有三个。IMO有「相对困难」和「相对简单」的难度区分，付云皓是唯一一个征战了两届「相对困难」的中国选手。奥数教育权威朱华伟评价付云皓：「他是中国数学界标志性的人物。」

某种程度上，有资格踏上IMO战场的年轻人能代表那一代最杰出的数学头脑。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曾连任两届IMO主席的雅科夫列夫教授下过著名断言：「现在参赛的学生，10年后将成为世界上握着知识、智慧金钥匙的劳动者，未来属于他们。」

IMO参赛者成年后大多会继续从事数学研究，2000年以后的14位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得主中，至少8位都有IMO的获奖记录。但付云皓——这个曾占领IMO高点的、备受期待的奥数天才——在接下来的十五年中，却意外地在学术界消失了。

有网友翻出一个名为《付云皓，一等牛人》的旧帖，留言打听付云皓的现状。像是引燃了好奇心，那些曾听闻其名声的人们，纷纷在底下互相询问着：付云皓去哪了？

显然的52岁的杨建生头发灰白，坐在位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办公室中回忆起当年。他曾担任过三届数院学生的班主任，当记者问起对哪个学生印象深刻时，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了，付云皓。」

2003年，付云皓凭借出色的学术活动成绩被保送至北大数学科学学院。刚入学时，他就是同学中名气最大的那一个。名气迅速兑现为「特权」，杨建生指定付云皓当了班长，学院则指派他担任迎新晚会的主持人，同学们第一次把传说中的两届IMO满分金牌获得者和眼前这个胖胖的、由于紧张不停拭汗的小伙子挂上了钩。

数学语言中有个术语是「显然」，指某样事物非常容易被理解，不需要过多解释，有些恃才傲物的意思。比如，矩阵是显然的，微分中值定理是显然的，以及，「有天赋就能学好数学」也是显然的。

数院在北大以刻苦出名，宿舍11点钟断电，很多同学会端着小板凳到楼道里借光看书。通过高考升学和通过学术活动保送的同学们划分成两个阵营，「高考党」羡慕「学术活动党」的高起点，而在「学术活动党」的圈子里，付云皓又是那个被仰望的对象。在杨建生的记忆中，这个前奥数明星就连讲话也带上了一锤定音的效果，「好像他说的什么都是对的，也未必能听到别人不同的意见。」

靠着数学学术活动的功底，大一上的「三高」（数学分析、高等代数、高等几何），付云皓轻松上了九十。大一上学期，同级同学还常看到付云皓和孙洪宾、万昕等「大神」聚在一块讨论高年级课程。从北大毕业后，孙洪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完博士，前往罗格斯大学任教，万昕则在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不出意外的话，付云皓的人生轨迹也应如此运转下去。

但在大学里，总有一些不那么「显然」的事情。

一个崭新的世界正在付云皓面前展开。原来除了数学以外，还有那么多新鲜的玩意儿——比如游戏。游戏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亘古不变，入学第一年，非典的余威还没完全消退，北大建立了严格的进出审查制度，躁动的学生们无处可去，把荷尔蒙都挥洒在虚拟时空的战场上。那是《星际争霸》最火热的年代。

比付云皓高一级的邓杨拥有一台当时罕见的4G内存的高配置电脑，这让几乎从未接触过游戏的付云皓深深着迷。在游戏的诱惑下，他成了邓杨宿舍的「第五人」。邓杨一个舍友的描述是：「当当当」打开门，发现我床上睡了一个大胖子，还在那打呼。

新鲜玩意不止游戏，对付云皓来说，大学除数学外的必修课也是第一次接触。高中三年，他几乎没学过数学课以外的科目。付云皓对文科的理解是，需要大量背诵，需要把自己能想到的所有观点全都堆上去，而他不愿也不屑这么做。「上课就上呗，考试什么的也没那么太当回事。」付云皓说，他醉心于《星际争霸》的种族搏杀，从未尝试同学们考前挑灯夜战的复习方式。第一个学期结束时，他发现自己「军事理论」课的成绩是个耀眼的红色数字，他考了不及格，并且是全年级的唯一一个。

受追捧的生活出现了一丝罅隙。但19岁的付云皓并不重视，「这种课又不是数学课。」随着游戏水平的日益精进，紧接着，他又挂了政治、英语、物理这些「扯淡的课程」，加起来满了十学分，收到了一个学术警告。在付云皓的判断中，它们并非是需要引起担忧的挂科。他心疼的是和当时物价水平并不匹配的重修费——一个学分200块，一门5学分的课就要1000块——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来自学校的惩戒。

因此，尽管早有预警，在付云皓眼里，那场改变命运的「意外」也是一瞬间发生的。大一下学期他的物理课是56分，需要重修。当他一年后重修这门课时，一共只见过老师两次，第一次是第一周下课时，申请由于冲突选课不能来上课，第二次是考试前，把所有作业都补交了上去。最后他的分数比去年提高了1分，57分。

得知成绩时他在任课老师的办公室，「当时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的第一反应是规则的不合理，在付云皓的想象中，学生任何一门课出了问题，所有人都要想办法去补救。他对老师说：「要是55分以下，我一句话都不会说的，我认了。」他的潜台词是，只差了3分，「老师完全可以提交一份申请，把这个分数改一改。」

老师并没有这么做。让付云皓无言的是老师不通人情的态度，他揣测「人家可能就看你不顺眼」。那时他并不确切知道要为此事承担的后果。「我要是那个时候就懂这些东西，也太不符合年龄了。」付云皓说，事后他才得知，北大的规定是，一门课重修不过即拿不到毕业证，视同肄业。

大二结束的那个夏天，付云皓都希望能要到个说法。有一整周，他每天穿越车流汹涌的中关村北大街，到马路对面的物理学院寻找老师的踪迹，得到的消息总是冰冷的「老师不在」。他最终没有看到那张改变他人生轨迹的试卷，也再没有见到过那个老师。他感觉自己仿佛被整个世界遗弃了。

邓杨是那时付云皓最重要的朋友。他把付云皓比作《小李飞刀》中的阿飞，毫无招式，不谙世事，但快剑凌厉绝伦，最终练成了「天下第一快剑」。问题是，「剑总有特定适应的领域，你不能用来干别的事。」

离开奥数的庇护后，一切都变了。只是付云皓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赤道吹热风

「好比刚才还在赤道吹热风，瞬间给发射到了北极。」付云皓的发小耿悦形容大学肄业对付云皓人生的改变。

在生命的前十八年里，数学天赋是付云皓王国的主宰，他一直生活在一种类似于在赤道吹热风的沸腾的亢奋中。

如果说有「注定」，那付云皓可以说是「注定」为奥数而生。第一届IMO（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学术活动）1959年在罗马尼亚举行，初衷是发现和选拔具有数学天赋的青少年，并加以特殊培养。当文革结束、中国迎来「科学的春天」后，奥数同样走进了它在这个国家的黄金时代。在付云皓出生的1985年，中国第一次选派两名学生参加IMO，这被标记为奥数在中国的发轫。

1990年，第三十一届IMO在北京举行，初中语文课本详细描绘了那届IMO的盛况，其中重点写了中国队年纪最小的金牌得主王菘，「王菘老是拖着长鼻涕，也不擦。上课时一定要把耳朵贴在桌面上，不看黑板，好像睡着了一样，其实听得极其认真。」王菘因为获金牌得到了一位中央领导的接见。

在典型故事的感召下，家长们信奉一套「天才可以培养」的理论，各种类型的奥数班应运而生，迎春杯和华罗庚金杯这两项少年奥数比赛成为被哄抢的香饽饽。

付云皓在高校云集的北京海淀区出生和长大，那里也是奥数浪潮最先席卷的地方。他的祖父辈都是清华大学的职工，父母是中学教师，教育几乎是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头等大事。还是个幼童时，父母就让他尝试了绘画、练字、钢琴、少儿英语，都是半途而废，数学上的天赋却出乎意料地显露了出来：这个还不会流利说话的男孩儿拾来外婆裁剪衣服用的粉笔，趴在石板上写歪歪扭扭的数字，大人们研究了半天，发现小付云皓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四则运算。

6岁前付云皓就学完了小学数学课本，父母并没有放过这个令儿子充分施展天赋的机会。除了就读清华附小外，他们还为一年级的付云皓报考了华罗庚数学学校，这是一个校外培训性质的超常教育实验基地，倡导对学生实施高速度和高难度的教学，从四年级才开始招生。在插班生考试中，四题付云皓答出了三题，于是成为了学校里年纪最小的学生。那时付云皓会认字但不会写字，母亲李淑荣还跟到班上帮他记笔记。

在自小长大的清华大院，付云皓是令旁人歆羡的数学神童。「这是个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和付云皓同龄的耿悦说。人们一提到付爸爸或付妈妈，最先想到的一定是付云皓的名字。在一次奥数比赛获奖后，他父亲有个刚怀孕的同事找到他母亲，询问怀着付云皓的时候爱吃什么，他母亲答，「爱喝玉米粥」，孕妇立刻去超市买了一箱玉米面。

绝大多数孩子会在攀登奥数高峰的半山腰掉下悬崖，付云皓是那个稀有的幸存者。在和奥数相伴的青少年时代，他参加过四十次左右的大型比赛，得了二十多项大奖。与奥数相关的书籍叠起来比他本人还高。他享受解题的快感，也在轮番的奖项轰炸中体会到了荣誉的滋味。

二年级时，付云皓代表学校参加面向六年级的迎春杯数学比赛，一等奖有十个，他离分数线差了两三分，组委会又意外又惊喜，给这个矮矮的小朋友颁发了一个一等特别奖。

从三年级到五年级，付云皓始终离一等奖有些距离，这被视为他奥数生涯中难得的屈辱。原因怪异得让人发笑：比赛中总会出几道应用题，但按照付云皓那个年龄段的心智，并不能完全理解题意。因此，那几年付云皓把重心放在反复练习一本《小学应用题大全》上，「刷的我恶心了。」

终于，短板补上了。六年级他拿了华罗庚金杯赛的团体第一和个人第一，初一拿了迎春杯初中组第一，初中奥林匹克数学联赛也是北京市第一。每到比赛前，付云皓的热情会从100分蹿升至150分，智力学术活动的短期激励机制太有效了，他开始战无不胜。

与此同时，北京几家著名中学都对小学即将毕业的付云皓展开了争夺战。面对人大附中等排名更高的对手，清华附中给出的条件更具诱惑力：为了让付云皓到高中部上数学课，可以把初一和高一数学课排在同一时间；为付云皓安排高中部的宿舍床位，通过和高年级同学交流以提高数学水平。学校还为付云皓一个人提前推行「一条龙」教育，无论小升初、中考考得如何，他只要数学成绩过硬，就能一路直通上高中，而「一条龙」教育在付云皓下一届才全面推行。

这些特殊待遇让付云皓的父母感到满意，他们为付云皓选择了清华附中。在日后夺得两届IMO满分金牌的新闻报道中，清华附中时任校长赵庆刚说：「付云皓的成长就是清华附中『一条龙』教改试验的一个成功写照，他的成功就是我们『一条龙』教改试验的最好证明。」

付云皓得奖后不久，他和赵庆刚的合影就被装裱在新建教学楼的校史展览栏中。「对学校来讲，根本不看重你其他的。」付云皓说。他和学校达成了某种默契：通过特殊人才培养，付云皓确认了自我价值，学校也获得了名声。「付是个天才，在当时教育制度下被呵护、青睐。」耿悦说，「这使得他有孩童般的纯净，也有孩童般的简单和幼稚。」

付云皓在数学学术活动的道路上流连忘返，他并没有注意到，这条路上的同行者越来越少。IMO是初等数学的顶峰，但数学研究更广阔的风景在高等数学。数学学术活动能培养出的能力类型，也只是做数学研究需要的能力类型的一小部分。更早两届的IMO满分金牌得主恽之玮拒绝再次征战奥赛，他申请提前毕业，早一年去北大报了到。十余年后恽之玮在耶鲁大学担任教职，成为几何表示论领域的领军人物。

最近获得未来科学大奖的青年数学家许晨阳当年甚至没能够进入国家队。「我认识的一些优秀数学学术活动参加者，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在某个时间节点上，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认识到了数学学术活动的这种局限性，而选择了扩大自己的能力范围，为后来成长为杰出数学家奠定了关键的一步。」许晨阳在一篇讲述数学学术活动的文章中写道。

早在国家集训队的一个月训练里，许晨阳就发觉，自己已经获得了数学学术活动能给予他的所有东西，需要朝着下一个目标前进了。

好运

「运气好。」在若干次采访中，付云皓总是习惯性地这么解释当年的成就。对付云皓来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几乎是种宿命，他的好运气屡屡奏效。

代表国家队征战IMO需要经过残酷的层层选拔，首先是一张「全国高中数学联赛」的试卷——在10万个参赛高中生中，只有180名左右可以进入冬令营，之后其中30名入选国家集训队，最后经过一个月的封闭训练，选出最出挑的6名同学组成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队。

2001年付云皓高一，差一分没进冬令营。但那年国家队在他的学校清华附中集训，特批他旁听，那会就被早早地视为后两年的后备力量。高二他第一次入选国家队，实力在队里只能排到第四，「作为一个高二的同学去的时候没想那么多」，结果是中国队拿满分的两人之一。最后一题是最难的组合几何，付云皓在考场上如有神助，当他回国后试图和同学们讲这道题时，却发现怎么也讲不明白。

运气好的事不只一件。不同于由各国教育部长颁发金牌的传统，2002年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IMO，金牌由安妮公主亲手颁发，伊丽莎白女王前一年刚过了75岁大寿，那枚金牌的背面还刻上了一顶小小的王冠。第二年来到了日本东京，颁奖人又成了皇太子明仁。这两次与权势人物的近距离接触让付云皓感到不可思议。两枚金牌被擦拭干净，和另外十几个奖牌和证书一起安置在他家的橱柜里。

21世纪初，北京刚刚申奥成功，学科的奥林匹克学术活动连带着被寄予厚望，「为国争光」是被主教练在集训队开幕式上反复提及的信条。在拿了第一块金牌后，付云皓曾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的最终轮面试。按照他的学术活动成绩，拿到offer并获得全额奖学金是板上钉钉的事。面试官看上去也很喜欢他，但却没等到任何通知便结束了。付云皓猜测，可能是他的英语不好，也可能是非典的肆虐，使麻省理工在那一年缩减了中国留学生的名额。

这让付云皓再次确认，自己在数学学术活动以外的领域并不受到命运眷顾。这时，急需老队员来带新队员的国家队召唤他归来，他想都没想就回去了。「为什么不在高中再待一年呢？」付云皓对未来没太多规划，能上个好大学固然不赖，再拿块金牌听上去也不错——他又把机械的刷题时光重复了半年。

在辉煌的奥数战绩面前，其他学科似乎都显得无足轻重了。付云皓高中就读的是全国理科实验班，更通俗的说法是「学术活动班」。从高二起，班内就很少有统一的教学安排，事实上也几乎不需要：奥赛选手们像候鸟一般随季节迁徙，12月参加冬令营，3月参加为期三周的集训队集训，6月参加一个月的国家队集训，每段间隔的时间都是在为下一个节点冲刺。

很难评估这一阶段付云皓的综合成绩。他的语文是「一直拖后腿的」，英语也挤不进年级前列，但这些科目都不重要，他的课内学习停滞在高一以前。他凭借学术活动成绩获得了保送资格，不用参加高考。而在当时起步不久、尚显混乱的保送制度下，他甚至没有参加会考，普通中学生或多或少都曾涉猎的学科，比如历史和政治，对他来说纯然陌生。奥数填满了他的高中生涯，邻居们也很少听到付云皓的父母提及他在奥数以外的生活。

两届IMO满分金牌是付云皓的一个高峰，但在父母的期待中，这远远不该是他的顶点。因此很容易能想象到，一个自幼被精心呵护的孩子在大学遇到成绩的滑坡，会对这个家庭造成多么剧烈的震动。

得知儿子挂科的消息后，付云皓的母亲李淑荣匆忙赶到学校。班主任杨建生记得，这位清华附中的化学老师强势而又着急，她追溯了一遍付云皓从小到大的数学学术活动经历，并解释说「主要是靠数学学术活动来上大学，别的课程相对来说肯定会花的时间少一些」，她还有意无意地提到：「因为他那个数学太突出了，别的老师可能就会迁就。」

「但大学的管理可不一样。」杨建生回答她。这次交流并没得到什么结果。

几天后，付云皓冲进了杨建生办公室，「他一来情绪就不对」，愤怒的表情都写在脸上，进门第一句就是：「你背后说我坏话。」杨建生意识到，李淑荣把自己「掏心掏肺的话」「转述」给了付云皓，他的善意被出卖了。

面对眼前怒气冲冲的年轻人，杨建生感到悲哀和无奈，谈话在几分钟内迅速结束了。「我本来还有意愿跟他多聊聊天，但他还是主观上认为他各方面都牛。」杨建生说。他决定不再插手付云皓的一切事务，因此，在日后付云皓面临无法毕业的困境时，作为班主任的杨建生并没有试图拉他一把。

因为挂科，付云皓的评优资格被取消了，大一升大二的班长换届时，他也落选了。「看不到他人。」同学们反映。「后面情况就越来越坏了，」采访时，刚刚还笑着的杨建生突然停顿了下来，「但是我无能为力了。」

付云皓的好运彻底终结。

「我贡献出了什么？」

在得知无法毕业后的两年，付云皓过上了一种自甘堕落的生活。同级同学很少再见过付云皓，偶然碰到时也会诧异于他急速膨胀的体型。年级里流传着「付云皓打游戏打到人丢了，家长来学校找」的传闻。连最亲近的朋友都不清楚付云皓发生了什么。

13年后，当记者见到付云皓同级中关系最好的同学黄漾，告诉他付云皓并没有拿到北大的毕业证时，他露出了吃惊的表情，「我没想到会到没有毕业证这种程度。」

和付云皓不同，绝大多数北大数院学生都安然度过了大学四年。「一路吹捧，他觉得这个社会就应该惯着他，其实可不是。」付云皓的一位同班同学回想他在北大的境遇时说，「他的认识就是歪曲的认识，没有理解这个社会的现实残酷。」

2007年7月，2003级的同学们陆续离开了学校，有些人下海，有些人换了专业，更多的人选择出国深造。付云皓对未来感到迷茫。直到这时，他才把自己肄业的事实告知父母。那段日子过得黯淡无光，「如说换个人可能就直接死了。」付云皓形容。

《星际争霸》不再流行，需要多人对战的《魔兽世界》的出现适时抵御了他的孤独感。像一场沉默又立场坚定的对抗，他把全部时间都投入进了《魔兽世界》。

「悲哀、疯狂、堕落」，付云皓总结那两年。他以为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了，那个曾庇护他的奥数王国却在这时回来了。

朱华伟是那个救世主。当付云皓沉溺于游戏的虚拟时空时，是朱华伟把他从泥潭里打捞起来。朱华伟时任广州大学计算机教育软件研究所所长，他更为人知的身份是从业超过三十年的奥数名师，曾一手开创了国内学术活动数学三大流派之一的「朱派」。

朱华伟对付云皓肄业的事异常愤怒：「他某一方面不行，在其他方面优秀，为什么不能给他发毕业证呢？」朱华伟重重地拍了下茶几，「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能说明付云皓有问题。」

朱华伟决心把付云皓从这个不懂爱惜人才的学校里拯救出来。按照国家政策，肄业生考研会面临重重限制，朱华伟找到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北京大学党委常委王杰、北大数学科学学院院长张继平，联名给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写信，再与广东省招办和广州大学打好招呼，为付云皓一人开设了广州大学「数学教育与数学奥林匹克」的硕士学位，「费了很大很大的劲」。

但这个教育方向的硕士也意味着，付云皓可能从此都和学术研究无缘了。他还拥有另外两个选择：再等一年，考北大本校的硕士，继续数学研究；或者投身刚刚兴起的教育行业，加盟奥数培训机构。无疑，这两个选择都蕴含了全盘皆输的风险，而过往经历的「意外」教会付云皓的，恰恰是用低风险低期望的眼光审视未来的道路。「你可以理解成（担心）夜长梦多吧。」付云皓说。

2008年5月，那场破坏力巨大的地震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也波及到了千里之外的付云皓的命运。他从电视上看到死亡数字不断攀升，经常联系的网友也突然中断了状态更新。他感到无能无力，并开始质疑数学的意义。

在人人日志上，他写道：「我贡献出了什么？两块圆形的金子？两张试卷？或许仅此而已。就算我以后能够站在世界最高的讲台上演讲我的成果，又能如何？得到的，不还是一纸虚名？」

付云皓接过广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此前23年里，他的生活半径从未超过5公里：在清华大院出生和长大，从清华附小念到清华附中，又在家门口念了大学。「你也是时候该离开我们了。」父亲对他说。

9月，付云皓坐了21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广州。北回归线以南的初秋依旧酷热，宿舍还没通冷气，他每晚只能抱着电扇入睡。上课回来后，后背总是一层由汗水凝结成的盐巴，看上去白花花的，像沾满了墙灰。但他的心情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痛快了，这里的一切都和北京不一样，大学四年「不好的记忆」被永远封印在家乡干燥的夏天里。

这所非211高校的硕士课程大多是本科的翻版，难度上甚至会降一个等级。如同「数学教育与数学奥林匹克」的专业名字，在导师朱华伟的带领下，付云皓开始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数学学术活动的培训上来。到各地集训时，总会有几位当地老师喊着「付老师」来敬酒，付云皓一开始还不习惯，之后就能应对自如了。「从台前到幕后，还是有很大一段路等着我。」他在日志中写道。

2009年，朱华伟担任IMO中国国家队主教练，付云皓作为观察员一同赴德国不莱梅参赛。观察员的角色主要是负责「陪玩」，没多少付云皓的事儿。开幕式那天，他从高处拍摄了一张会场的照片，六位穿红色队服的中国队队员在台上站成一排，身后的屏幕放大了他们年轻的、局促不安的面孔。那时他们还不知道，七天后他们将在领奖台上接过六枚沉甸甸的金牌，并庆祝中国队再次夺得世界第一。

付云皓站上过两次领奖台，却没等来更大的舞台。顺流而下的时候，他不是没想过转身撞击下自己的命运。2011年，他硕士毕业，报考清华大学的「运筹学与控制论」博士学位，这是他离开北大后试图回归学术之路的第一次尝试。考试都是他曾经学过一遍的内容，付云皓拿出过去几年从未有过的认真劲儿，但当年能够轻松拿高分的试卷，现在看来却是一片陌生。「容易捡了这个，丢了那个，我感觉就没有办法在这些领域里面去通学。」付云皓说。

最终，他没有考上。付云皓把这次失败归咎于过度的数学学术活动训练。他把数学学术活动比作「用手抓饭」，数学研究则是「用筷子吃饭」，前者依赖技巧和爆发力，后者则需要耐心和创造性。一个习惯了用手抓饭的数学学术活动从业者，往往会在被迫用筷子吃饭的时候无所适从。

像是一个连绵不断的惩罚，他意识到，自己再也不是天才了。

人们总是期待进化的发生

2017年8月26日上午9点，2003级北大数学科学学院的校友们从全国各地赶回母校，参加毕业十周年返校聚会。当年男生中不少「瘦竹竿」已经腆起了松软的肚子，女士们则裹着小短裙、脚踩高跟鞋，化上了精致的妆容。

到场的校友占一级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还有很多校友没能赶来。有在美国的校友特地研发了一款视频会议系统，像是星星们受到月球召唤，一个个散落在不同坐标的面孔在投影屏上亮了起来。

付云皓说，由于太忙，他并没有参加这次线上聚会。但黄漾记得，付云皓上线了一会，很快又下线了。「基本上我在大学同学眼里就是失联的状态。」付云皓说，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去了又能干什么呢？」

他总还存有几分比较的意思。「当年在他身后的那些同龄人，现在有些人已经走在他的前面」，这是邓杨观察到的付云皓的心结。

清华的博士没考上，付云皓留在广州大学继续念教育数学的博士。博士二年级时，他来北大和清华听讨论班，想了几个组合领域的问题，最快的一天就想明白了，最慢的也只花了半个月。有人劝他发论文出来，他没听，「在我看来是芝麻就不要发了。」

不少数学研究者都珍惜做出来的微小成果，但付云皓觉得这没太大意思，「做出来的东西都好像是别人家的lemma（引理）」，为他人作嫁衣裳似的，发出来丢脸。倒是有两个问题他始终没想明白，拖到博士毕业，拖到结婚生子，也就主动或被动地遗忘了。

《人物》记者第一次采访付云皓是在珠江边的一家茶馆，所坐之处正对着一大面密密麻麻的书橱。付云皓举起手，作出打枪的动作：「每个人有一把枪，你对着后面这一排书，只有一本是你应该打的。打中了，就相当于你做出很有本质意义的东西，打不中，那就是琐碎的。」

没天赋拿的是一把左轮，有天赋拿的是一把霰弹枪。但是，「如果有一千个拿着左轮的人，他做出东西的概率是不是比一个拿着霰弹的人还要高啊？」付云皓总结：「天赋很重要，但运气也很重要。」

天赋曾经给他带来过好运气，又让他在之后的人生中吃尽苦头。在做数学研究的路被彻底堵死后，付云皓来到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成为了一名数学老师，一周要教三节「高等数学」课和六节「数学学术活动」课，还有平均每三天一项的行政任务。「饭堂与熊孩子，从此三点一线。」付云皓在朋友圈写道。其余的时间里，他是一位为各大奥数比赛出题、阅卷、颁奖的奥赛教练，一个月要完成十道以上的学术活动题。

多数数学研究者随着年龄增长，「意识」会变好，「操作」会变差，但长期的一线工作让付云皓的操作始终如一。数学学术活动教练圈子流传着一个说法：如果这道题付云皓20分钟做不出来，那一定是道难度超纲的题。他取得了一些地位，也有想学奥数的孩子特地赶来广州找他。

几乎周围所有人都认为付云皓对现状满意，相信他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学术活动教练，但付云皓对现在从事的职业拥有更为复杂的感受。有时候他会说「肯定是好好做数学比做数学教育意义大」，但有时候又会改口，为数学学术活动勾勒出远大的图景。

朱华伟也被问过这个问题。2010年，朱华伟去江苏金坛做了场名为「漫谈数学学术活动」的报告，提问环节有人递上来一个条子，问为什么国家培养的个别IMO金牌得主没有成为数学家，反而回来又搞数学学术活动，重复曾经的老路。条子里还特地点出付云皓的名字。

朱华伟有些尴尬，但还是回复了提问者，大意是国家队队员的天分也有高低，要尊重不同的选择。不过，朱华伟也承认，「他如果没有那个事（北大肄业），说不定正在美国，在一定程度成为很卓越的数学家了。」

今夕非往昔，那个为国争光的年代已经远去，现在学奥数的孩子们都早早规划好了未来，也不会把拿金牌看作多么至高的荣耀。作为奥赛教练的付云皓，既佩服后生们的早慧，又感到奥数教育的举步维艰。

拍摄那天正值日落，记者和付云皓同坐在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宿舍区旁的一把长椅上。正对着一面湖，浮萍青绿，穿短袖的学生们三三两两走过，白天正在消退，柳絮开始飘了。

「可能每个人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一段时间的静默后，付云皓突然说。

「自己作为选手到达过比较顶层的地方，对于这种东西的期待就没有那么大了。」付云皓说。他陷入了每个普通人都会面对的庸常的困境：作为一名刚入职两年、没多少话语权的低级别助教，他会被指派无穷无尽的待处理事项——第一次见面的周日，付云皓把采访时间定在了晚上七点，「今天大周日的还在整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没办法。」

他理想中和数学的关系是，一直拥有，但不能时刻相伴。现实是，他做学术活动教练十年了，天花板肉眼可见，每道学术活动题都要拆解成一行行没有生气的解题步骤，重复的讲课和做题让他的思维不得不拉低到学生层面。数学总是以一种毫无美感的面目占领付云皓的生活，他很久没有体会到数学的乐趣了。

「数学学术活动史就是一部由光环构造出来的历史。」邓杨说。就和历史书一样，人们只是在流传一个又一个英雄的传说，看到他们身上耀眼的光芒，而对付云皓的解读，「更多人只会关注两面，一面是他的光环，一面是他的失意。」邓杨说，根本原因是，面对天才，人们总是期待进化的发生。

刚和记者见面时，付云皓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了张益唐的名字。张益唐在赛百味打工，出人意料地破解了孪生素数的猜想，轰动了沉寂许久的数学界。付云皓说，有一天他也想像张益唐一样，潜心闭关数月，做出个至少对得起自己的学术成果。像是对18岁的自己的一个交代，也像是为了抚慰心里那座喷薄的火山。

采访进行末尾，付云皓再次提到了张益唐，「也许有几百个像张益唐这样的人没有出来，但可能他们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也是幸福的，做了该做的事情。」

手机在这时响了起来，妻子催促他「回去陪小朋友睡觉」，关于张益唐的话题就这样结束了。付云皓挠挠头，露出了一个抱歉的笑容。

在脚踏实地处，付云皓自白书

昨天，我的朋友圈被《人物》杂志社实习记者吴呈杰同学对我的专访刷屏了。专访文章一出，有人怒骂，有人惋惜，有人气愤，有人伤心。而我，第一反应是：文章里居然把我每一张照片都弄成黑白的！虽然黑色比较显瘦，我也非常感谢吴记者对我体型的考虑，但是还是觉得怪怪的，每一张都是黑白的，浓浓的过气网红既视感。我想笔者是想借助图片的黑白用来烘托悲凉伤感遗憾的气氛？或者想表达我对现实的一种无奈和不满？

言归正传.我的第二反应是:对文章内容的略微惊讶。因为吴同学从3月底联系到我之后，于3月28日中午12时30分-下午1时对我进行了电话采访并约定了面对面的采访时间，又于4月1日-4日进行了面对面采访（4月1日晚6时30分-约11时，4月2日早10时-约12时，4月3日晚5时-6时，4月4日下午1时-2时），之后又在4月20日晚7时-8时进行了电话补充采访。但是，读完整篇文章后不难发现，对我进行的约10个小时的采访在文章中展现出的东西少得可怜，反倒是对我的学校老师，同学的采访以及作者自身的观点占据了绝大多数的篇幅。对我的采访，我回答的自然是作者想问的问题，但为何几乎都没有用上呢？在采访中，我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学习经历和生活状态，并对当时的数学学术活动和现在的数学学术活动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若是采访人物，这些资料似乎是必须的，但是却被掐头去尾。纵观全文，作者的主旨思想似乎是在学科上有天赋的孩子必须要去做学术研究，并得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才叫做成功，除此之外的道路都叫做不成功。按照这种思路审视，自然明白为何我自己提供的材料几乎没被使用——我作为一个作者笔下“不成功”的例子，却活的很快乐很充实，这些貌似没有必要写进去。所以，我有一点惊讶，这篇采访到底是记录我本人，还是记录大家口中的我呢？

第三反应:对该报道所传递价值观的不理解。该文章的作者笔下传递的观点是：优秀的人从事基础工作，就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得过imo冠军的人，如果不出意外，他们的征途就一定是高等数学的星辰大海，而不是给一群“二本师范生”教初中数学知识，如果成了付云皓这种去给“二本师范生”讲课的人，那就是天才坠落了。虽然我否认自己是天才，但仍然谢谢吴同学搜集了我曾经是天才的事例，他很用功，值得表扬。然而，他传递的价值观所带来的负能量，让我不得不发声，我不是为了自证清白而发声，我只是为了朗朗乾坤的正能量弘扬而发声。首先对于写出这样价值观的吴同学来说，我表示理解作者作为一个还未完全迈出象牙塔的大四学生，有这样的想法实属正常。在他的认知体系里：学术研究才是上品，普通工作都比较low，给二本师范生讲课，更加是向着地心加速靠拢。如果一个曾经很成功的天才在后来没有做出经天纬地的成就，而是平平淡淡地生活，那就是失败！在吴同学对我的报道里，在采访的过程中，这样的倾向很明显。在4月1日的采访中，我甚至提出了张益唐先生的例子来提点他，并同时提到了，有许多研究者学术能力很强，却始终棋差一招，终其一生也没能攻克想攻克的问题，但他们依然是快乐的，充实的。那些我花费十天半个月想明白的事情或许没有很大的价值，但多少是一些有意思的结论。而且，抛开研究的结果，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了。作者虽然没有忽略掉这一段，在文章的最后略微提及，但可能在他的眼里，我举这个例子，就是为了在采访者面前平衡一下自己从天才冠军到“二本师范”学校老师的心里落差吧。然而现在的我并没有这种心理落差。年少时期经历学业上的打击，到很颓废的那段时间是有一些落差的，但这些都已经化解。这么多年的工作生活，让我明白了在大学的象牙塔之外，有广阔的世界，有许许多多的事情等着人去身体力行。若你头顶光环，身处高塔，或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只有脚落实处，做好每件事，才能积少成多，为社会真正贡献你的力量。2003年与我同行的五位队友，有两位还在数学的大海中遨游，另外三位则投身了金融行业，这点我在采访时有提到。他们每个人都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我也没有。

说了那么多观后感，接下来谈谈现在的我吧。现在的我是一名普通师范院校的教师付云皓。

如果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来衡量，我和很多本科时期同在北大的同学确实有不少差距，陨落这个词送给我，不足为过。但是从我个人的观感来衡量，我并未觉得自己在陨落，或者是已经陨落。我的观感是：现在的我，正稳稳当当地一步一个脚印踩在基础教育的道路上，在广东第二师范学院这所以培养中小学老师为目标的学校。这位作者能考进北大，算术水平不会差，我们算笔账好了。我们一届算100个师范生（实际上一百多），80个去中小学，每个学生平均带10届学生，每届算两个班60人。若真能帮助这些师范生提升能力，那一年的教学里能间接帮助多少小孩子呢？不知道这个微薄的数字能不能入得了作者的法眼？13级的春燕同学曾经问我，为什么来这里工作，我的回答之一是，让广东省多几个靠谱的中小学老师。嗯，就是很简单的想法，没有什么星辰大海，没有太多高远的学术理想的宣扬，我只想尽自己的力量，让初等教育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有水平，提高师范生的教学能力让尽量多的孩子受到正确的引导。学术呢？如果说学习是去吸纳前人的经验的话，学术就是将吸纳的经验经过总结探索升华成新的有推动意义的成果。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会放弃学术，难道教“二本师范生”就不配搞学术吗？学术何时分了高低贵贱？学术何时端起了架子？学术何时只存在于“高堂之上”？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教育方向的硕士也意味着，付云皓可能从此都和学术研究无缘了。”似乎暗含着一种专业歧视，教育方向和学术研究是两条平行线，似乎优秀的研究者都不能从教师中产生，当了教师就没办法做研究了？我想国内外大部分学术大奖得主可能会表示很遗憾，因为他们推动了自己所在领域的学术进步，同时他们也是被作者和学术隔离了的这个群体——老师。我认为学术研究不在殿堂之高，不在噱头汹涌，不在专业名称有多“学术”，不在经费充裕或者有没有所谓的“关系”。我认为学术，就是学术本身。是因为有热情，所以才去钻研，是因为有碰撞才有火花，是因为有执着所以才耐得住寂寞。作为一个被全程配图皆是黑白照片的“过气坠落天才”，我不敢保证自己一定会在学术上有惊人的突破，但是我可以说对于学术的追求我没有一刻会懈怠。

作为一个略微傲娇的“过气坠落天才”我还有一些补充说明，就是关于我除了会数学其他都低于正常水平的暗示。在作者的观点里，付云皓因为学术活动而放弃一些其它课程是不可取的。我在20日的电话采访中说到了如下事实：虽然我通过了全理班的考试，但还是由中考正式考进了清华附中高中部，尽管当年清华附中还不是最顶尖的学校，但那分数也不是白菜。在初中的学习中，我一直是班级前五名，在高一的期中期末考试中，我在全理班也都排在前五名。高二在冬令营（1月）得到保送资格及拿到北大的保送协议后，才正式停止了其它科目的学习。读过高中的都知道，高三一整年都是复习阶段，所有的新课在高二第2个学期刚过期中没多久就结束了。停止不足半年的新课学习便被作者视为不全面发展，还要和我在大学的学习挂上钩，这是不是过于牵强呢？

我的语文是不太好，凑合能写出2016年那三万字，也凑合能写出这篇文章；

我的英语是不太好，凑合能写点英文文章，凑合能拿英文讲讲课；

我的化学是不太好，凑合能帮我那个当化学老师的母亲做做卷子；

我的生物是不太好，凑合能帮我那个当生物老师的父亲做做卷子；

我的物理是不太好……算了我物理真的不好。可是讲真，大学物理和高中物理真的是一个东西吗？

最后老生常谈，翻一翻陈年往事。对于我在北大的经历，既然我选择了说出来，那凡是以我为视角述说的，就全部是真话。至于其他人说的些许出入之处，毕竟过去十几年了，许是我记错了，许是别人记错了。最少，我的母亲没有在清华附中教过书，这我不会记错，也有案可查。我在北大发生的事情，我自己占主要责任。年少轻狂。所以希望在看文章的你，特别是大学生，切记不要挂科，我挂科的事，每次都会被揪出来炒冷饭。我在采访中说到了，那时的试卷是不允许给学生看的，但是既然任课老师给你的成绩是50多分，那挂就挂了。院系里的老师帮你是情分，不帮是本分。不知为何作者会写出“付云皓认为大家都该来帮他”这种话。作为整个采访都很平静的我，会在这种地方毫无来由地这么说一句？

这样的50多分挂科的经历对我有影响吗？我在采访中曾举到了两个例子。一个该毕业但有课没过的同学选了我的课重修，平时成绩打满后，期末成绩还差几分才能总评及格，我就在试卷上给他加了几分，毕竟若是挂他，他要再等一年去重修这门课才能拿到毕业证；在某次数学学术活动结束后，一名参赛选手及其家长对成绩不满意，找到了主试委员会，在征得领导同意后，我拿出试卷为那名选手讲解给分和扣分的原因，解释到那名选手满意为止，毕竟孩子参加一场学术活动，最需要得到的是公平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