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替孩子做过作业吗？那你一定看看这篇文章
我不帮孩子写论文，别的家长帮孩子写论文，好学校录取了别的孩子怎么办？
一旦孩子上了中学，任何一个学期的任何一个下午，我们都不免心神不宁，担心孩子考试得B啦，没有入选优秀运动队啦，或者没有完成童年任务清单上的其他项目啦……因此进不了我们为他们设想的大学。其实，我们为他们设想的东西都受到了自身经历的影响，与自身的信念有关，比方说，我们相信哪些大学能提供“最好”的教育，觉得哪些大学的毕业生会拥有“最好”的工作机会，或者在和朋友喝咖啡、参加鸡尾酒会时，我们希望拥有最值得夸耀的理由，等等。我们觉得必须做得像隔壁的父母一样多，甚至略胜一筹，才能促使孩子取得我们想要的大学录取成绩。所以，在面对是否帮孩子做作业的道德困境，或者为所有的安排、忙碌及做好所有事情疲于奔波时，即使直觉告诉我们该停下了，我们也欲罢不能，因为相比之下，我们更害怕的是，如果不介入，事情可能会出差错。
大学招生军备学术活动式的心态是这样的：“如果让孩子自己写这篇论文，他可能写不好，甚至写得很差。虽然我的确希望他能吸取教训，下次写好些，但他要与满教室的其他孩子竞争，那些孩子的父母可能会大刀阔斧地修改他们的论文，甚至越俎代庖。我的孩子可能会学到东西，但人家的孩子会得到更好的成绩，进而学习到优质的课程，接触到更好的东西。而且，他们的孩子将去我希望我的孩子上的大学。”
艾米的女儿就读于弗吉尼亚州北部的托马斯·杰斐逊高中（Thomas Jefferson High School），这是一所非常严格、极具吸引力的公立中学。她对我说：“我本以为女儿会更加独立。我希望她自己做早餐、自己打包午餐、自己洗衣服，但她的生活非常紧张。如果我想让她多睡会儿觉，就只好帮她做些事情。她不需要妈妈，她需要一个助手帮她维持生活运转。”艾米的女儿乘校车上学，往返路途需要90分钟。除了上学放学的路途、写家庭作业、上课、吃饭和睡觉，除了完成会对高中成绩单有影响的各项任务，她的女儿再没时间做其他事情了。
我们想让孩子上的那些大学录取名额非常有限，而想去的人如过江之鲫，因此导致了“军备学术活动”。为什么我们只对少数学校感兴趣？这种分析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措施？
孩子做家庭作业时，家长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帮他们写从录取结果可知，最抢手的那些大学录取了所有功课都是A的学生。所以，我们千方百计要让孩子得到这个成绩。
有些家长采取预防措施，让孩子学习比较轻松的课程。一位叫劳拉的妈妈家住曼哈顿一个富裕社区，她告诉我：“如果得知某位老师不会给学生A，父母就会让孩子放弃他的课。父母让孩子选轻松的课程，这样就有机会得A。”这与育儿书上的观点恰好相反，而且针对好大学的招生策略，这种做法也可能适得其反，因为招生官会问学生是喜欢成绩单上的A，还是喜欢最具挑战性的课程，正确回答是：“都喜欢！”
不管孩子学习什么水平的课程，在他们做家庭作业时，我们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帮助他们。比较好的方法是询问他们有多少作业，检查他们是否完成，当他们做作业时在旁边陪着，在他们焦头烂额时出出主意；而另一种方式则属于严重的干预，比如帮他们重写、修改，或者干脆帮他们完成作业。如果你经常帮孩子做作业，那么，你并不缺少同路人。
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有3个孩子，2012年时，我们一起参加过斯坦福大学招生和经济援助政策委员会的会议，高中生的压力和紧张是议题之一。这位教授侧头对我说，有天晚上，早就过了就寝时间，他的3个孩子都还有堆积如山的作业没完成。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他叫还是小学生的孩子上床睡觉，让读初中的孩子完成小学孩子的作业，让读高中的孩子完成初中孩子的作业，自己则完成高中孩子的作业。当然，这么做是有问题的。但是，在教育系统本身千疮百孔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指责这种临时修补措施呢？
老师们知道我们帮孩子做作业的情况，也会想方设法予以阻止。为写作本书，我对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的一些家长做了小组访谈。这是美国的一个顶尖学区，我的交谈对象霍利本人就是一位教学助理。他说：“老师希望孩子们在课堂上写作业，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带回家做，那交回来的就不是学生自己的成果了。他认为这不仅是个道德问题。家庭作业的目的是让老师了解学生对课程的理解水平，而父母帮孩子做家庭作业，老师就云里雾里了。”
我的朋友埃伦·诺德尔曼是纽约洛克兰德中学的英语老师，在过去15～20年间，她见证了家长帮孩子做作业情况的飙升，“现在的父母对每项家庭作业都很警惕，很多家长都在为孩子做作业。他们借口是在协助孩子，因为孩子们感到无能为力。如果父母不帮孩子做作业，就会请家教帮他们做，结果还不是一回事。这些做法培养了孩子们的依赖感和无助感，让他们觉得自己不能独立完成作业。”是的没错，可家庭作业太难，又太耗费时间了，学生还需要时间进行其他重要的活动，而且老师要给家庭作业打分，学生在家庭作业上的表现会影响绩点分数，而斯坦福大学只招收成绩最好的学生。再说了，这只是军备学术活动的起点，其他父母也都在帮助他们的孩子。
学校项目是那种会展示给大家看的家庭作业，它们赤裸裸地表明，为了确保孩子成功，我们可以走多远。
在社会科学课上，加州每个四年级的学生都会学到西班牙人的传教活动。这个单元的教学高潮是一项叫作“布道所项目”的作业，要求孩子们制作一个三维复制品，呈现这种土坯砖和红瓦片屋顶组成的建筑。
与所有类似的学校项目一样，这个项目的目的是评估孩子对该主题的了解，以及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所体现的创造力和精确性。孩子们用各种材料制作这些大型建筑：有人用乐高积木，有人用面团，我甚至见过一个现烤的蛋糕房子，白色糖霜代表土坯砖，红色糖霜代表屋顶，标志性的天主教十字架用蜡烛表示。就像任何类似的学校项目一样，布道所项目让家长们有机会展示，自己是多么擅长当孩子，在这个案例中，他们就充当了四年级学生。
我去参观索耶和埃弗里的布道所项目时，发现他们班上至少有一半的设计达到了建筑工程学的精确水准，只可能是出自父母之手。我扬起眉毛，手指项目，对着我丈夫哼了哼鼻子。他就是设计师，但他保持了令人钦佩的克制，没有参与孩子们的项目。每次我都不禁想，这些家长觉得是在糊弄谁呢？我希望老师明确指出父母的参与完全不合适，如果父母违反了规定，就该取消孩子的等级。但事实证明，除非是经验最为丰富的老师，一般老师很难对抗拿着喷胶枪的富人家长。
希拉里·考斯坦（Hillary Coustan）家住芝加哥北部伊利诺伊城的埃文斯顿，这里是西北大学的所在地。她是律师，兼任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和西北大学的法学教授。她先后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为人聪明、体贴、坦率，有两个年幼的儿子。有一天，我在电话里跟她谈起在小学学校项目方面的经验，尽管孩子们都还很小，但对于父母过分介入的情况，她已经很熟悉了。
她的儿子艾利4岁那年参加了当地的一个儿童项目，项目要求孩子们介绍一种海洋生物。考斯坦告诉我：“项目的关键是能独立完成，并在一群爱你的人面前进行讲解。艾利负责介绍鲨鱼，我想帮他想一个他自己可以做的项目，让他可以为完成这个项目感到骄傲，而不需要我帮他做任何事情。”在这个年龄，艾利的精细运动技能还不够发达，所以不能画画，但是他会用剪刀。于是考斯坦决定画一条鲨鱼的正面和背面，然后让艾利把它剪下来、上色，里面再用报纸填充。
几天后，演讲时间到了。大约有15个5岁左右的孩子参加，他们大多都带来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有三折页的海报板、虫胶照片和打印精美的研究分析。艾利骄傲地站在那儿，手拿小小的填充鲨鱼。当晚演讲过程中，有的听众窃笑不已，也许有些人在笑可怜的艾利表现不佳，而其他人则指出有些项目明显是家长完成的这一事实，小艾利不为所动。直到今天，那条填充鲨鱼还挂在他卧室门上的显眼位置。
艾利想参加幼儿园的科学展览。像鲨鱼项目一样，考斯坦想让他做一个真正能够自己完成的项目。艾利那时能够理解摩擦概念，并且十分感兴趣，于是定下来做这个项目。他找来一些小玩具车放在斜坡的顶部，又找来浴巾、锡纸和木头等材料，做了许多条跑道。他明白，项目的要点是测试汽车在不同材料表面滑行的距离。考斯坦想知道他准备如何处理这些数据，由于艾利还不能理解平均数的概念，毕竟他还只是幼儿园小朋友，于是考斯坦建议他画一幅彩色条形图，用不同的颜色表示汽车行驶的不同距离。艾利照她的建议做了。
艾利和父母在科学展览上看到旁边小学生的作品是一座精心制作的火山，展示了各种化学物质的不同喷发方式，还标出了化学物质的科学名称。孩子的爸爸忙着安装作品，孩子则像个没事儿人一样站在一旁。人们前来参观火山时，那孩子对他的项目无话可说。
第二年，考斯坦成了科学展览的组织者之一。她希望这场展览能给孩子们一个更好的机会，让他们讨论各自的项目、想法和结论，真正扮演科学家的角色，而不是懒洋洋地站在三折演示板边。因此，她和其他组织者从外面请来了科学家担任评委。
展览在晚上举行，对家长和公众开放。评委们第二天上午来到会场，参观了每一个项目，还花了很多时间与每一位小科学家进行与其水平相宜的交谈。根据对自己项目的熟悉程度，有的孩子回答了评委的问题，有的则答不上来，而学校明确规定家长不可以参加评审会。评委的评审标准之一是作品是否由孩子独立完成，在最初发布科学展览的消息时，这一点就已经告知家长和学生了。
许多大学老师拒绝接受这一预设，即学过大学预修课程（AP）的学生就掌握了大学“同等”课程的知识。然而，不管这些课程替代大学课业的价值如何，学生们之所以修读，只因大学招生官会瞄准高中阶段选修了最具挑战性课程的学生。招生官们青睐这些课程，它们严谨程度较高，在绩点中占的分量较重，通常会给总成绩增加一分，B会被视为A。因此在高中阶段，要说学术赌注，最高的莫过于AP、国际文凭课程（IB）等预修课程和荣誉课程，它们也是学校成绩单军备学术活动争夺最激烈的地方。
学校官员私下说，在家学习与课堂学习之间最大的质量差距体现在荣誉课程、AP课程和IB课程中，这也是父母为孩子做作业的情况最常见、最令人震惊的证据。我们也许不会为此感到吃惊，家庭作业与课堂作业的质量差异在这些课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原因是赌注太高，所以许多人都在帮孩子做家庭作业。孩子在高中阶段面临最大的学业障碍时，有些家长不会甘冒让他们失败或苦恼的危险。怎么办呢？只好站在他们的位置上，替他们面对挑战。
学校为了防止学生把第三方的成果据为己有，也就是抄袭，会让他们通过论文查重网站提交论文，这些网站会扫描学生提交的材料，报告作者是否抄袭了别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但是，当涉及父母时，揭露剽窃的软件程序就无能为力了，而且，这些过度介入的父母很难接受自己是“第三方”的观念。
贝丝·加尼翁（Beth Gagnon）看到不少父母难以划清界限。她是一名儿童心理治疗师，家住新罕布什尔州的波士顿郊区，已经结婚，有自己的家庭。很多父母访客都在竭尽全力帮助孩子逐项完成清单上的项目。他们向加尼翁坦陈，孩子申请私立高中时，论文出自他们之手。加尼翁以幽默的方式请父母考虑一下是否可以，或者是否应该坚持这种支持孩子的冲动。请注意，这些父母来做心理治疗，是为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她的标准程序是这样的：
加尼翁问：“如果这些事情你都为孩子做了，那他们上大学后怎么办？他们怎么融入大学呢？”
家长回答说：“我还会继续帮他写的！”
加尼翁问：“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我相当确定宿舍管理员会把你赶出去的。你的年龄不太合适。”
可以想象，家长大约嘿嘿地笑了。如果事情顺着加尼翁的思路发展下去，家长也许会有所反思，然后做点现实考虑，答应会努力改变。但是不管加尼翁的方法在治疗过程中多么有效，在现实世界的无情压力下，来访者往往还是会退回到现实世界。
许多大学招生官希望录取对他们学校抱有真正兴趣的学生。由于孩子们普遍忙碌而羞涩，或者根本就缺少兴趣，所以这也成了家长普遍参与或者假冒顶替的领域。2013年，芝加哥公共传媒（Chicago Public Media）《美国生活》（This American Life）栏目的主持人艾拉·格拉斯（Ira Glass）采访了佐治亚理工学院本科招生官里克·克拉克（Rick Clark）。克拉克说，他和他的团队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家长假冒孩子的名义给他们写电子邮件或打电话。比方说，邮件可能是以某个男孩的口吻写来的，内容是为最近到学校访问的事感谢学校，可使用的却是母亲的邮箱地址，或者邮件中使用了“真棒”和“酷”这样的词，但克拉克和他的团队几乎从没见过高中生使用这类词汇。再比方说，母亲假冒女儿的名义打来电话，讲了大约15分钟后，她说：“如果她，我是说，如果我想在申请表上列出更多的活动，那该怎么办呢？”
如果让孩子依靠自己的能力会怎么样？我们花钱请人帮孩子做作业时，内心的道德晴雨表可能难免失控，但在孩子的高中阶段，我们仍然不介意雇人帮他们取得尽可能多的成就，还要尽可能帮孩子润色个人陈述，充分体现他们的成就。孩子可以接受任何一门功课，甚至是每门功课的辅导，不仅是为了弥补C、D和F之类的成绩，还要把B变成A,把A变成A+。如果家庭负担得起，孩子可能会花几年的时间准备SAT，包括参加昂贵的备考课程，以及多次参加考试。听说有个高中生的家长出了10万美元请人辅导孩子的AP课程及所有SAT考试科目。
如果孩子就读于公立学校，那么，在孩子申请大学时，我们可能想雇一个“私人升学顾问”，以给他足够的关注，因为公立学校的升学指导顾问通常要面对150～400名学生，相比之下，私立学校升学指导顾问的工作量只是他们的一小部分。私人顾问能提供一对一的咨询，也能提供诸如周末写作训练之类的指导。私立高中的学生家长有些也会雇用这些顾问。有些顾问会提供道德上不可靠的保证，比如声称对某些名校具有“影响力”。2013年,26％的大学申请者报告，使用这种服务的孩子比10年前多出了3倍。
2014年夏天，硅谷的一位女士在斯坦福大学的求职版上刊登广告，招募一位学生来辅导她14岁的儿子，她夸自己的儿子“智商高，多才多艺，没有特别的需要，能够谈论成人层次的复杂话题”。这份工作要求应聘者在工作日的下午陪伴这位年轻人，“确保他锻炼、整理文件夹、提前做好计划，讨论正常的青少年问题……并帮助他提高对责任、后果和智谋的理解。”这位妈妈要求候选人在大学的绩点不低于3.5分，愿意支付每小时25～35美元的工资。即便是对研究生和有教学或辅导经验的老师来说，这也是较高水平的薪水了。
当然，我不知道这位家长为什么觉得有必要为她的孩子提供这样的辅导，但有理由推测，大概与大学的准备工作有关，或许也跟孩子的未来生活有关。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童年本身还不是充分的准备？为什么孩子需要特殊的帮助？我们如此热烈地为他们准备的伟大未来是什么？如果让这个孩子依靠自己的能力会怎么样？他貌似很成功啊？虽然我不赞成这类事情，但读这位母亲的广告时，心里还是涌起了淡淡的恐慌感。看看这位家长为孩子提供了什么，我是否也该照此办理呢？
这种恐慌感深深植根于参与这场学业军备学术活动的家长内心。一个纽约人这样解释他对这种恐慌的理解：“我们感到生活在一个匮乏的时代。我们不再活在‘美国梦’中。如果你的孩子得到了那份工作，或者那个大学的录取资格，我的孩子就得不到了。在这种环境下，父母会不惜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孩子进入某所常春藤盟校。”
是的，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其他常春藤盟校的录取名额实在太少了。然而进不了这些学校也并不表示学生的未来就会被局限。2014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陪他的大女儿马莉娅参观大学，引起了人们对这一事实的关注。“我们告诉她：‘别以为有10所学校是你必须去的，如果去不了那10所学校，情况就会很可怕。学校多得是。’”当然，美国总统很容易用长远的眼光去看待女儿的未来保障，不过对我们其他人来说，面对不合理的情况，他的观点也仍然是合理的。
如果孩子已经习惯了我们全程参与，如果我们撒手，他们就没有能力处理任何事情了在大学录取过程中，父母为孩子战斗；等孩子进入大学后，父母还得继续为他们战斗。在斯坦福大学及全美大学排行榜上各个层次的大学都会发现，有些家长出没于大学校园，像大学生一样做作业，他们会选择那些自认为能促使孩子成功的课程，帮孩子选专业、修改论文、打电话给老师询问成绩，当孩子受到行为方面的指控时，请律师为孩子辩护。与大学生并肩学习的父母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学校生活中，有时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底是谁在上大学？
一旦孩子进了大学，研究生院或就业市场就成了下一个战斗前线。如果孩子习惯了接受我们的帮助，那到了找工作的时候，他们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要，也更需要我们。我们为了争取短期胜利，开始手把手地指导孩子，却没有意识到长期成本，即他们还能否为自己做些什么事情？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大学生就业研究所（CERI）进行过全美劳动力市场调查，重点关注毕业生在事业初期阶段的情况，以及雇主如何能更成功地实现让年轻人从大学到工作的过渡。CERI主任菲尔·加德纳认为，在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和“9·11”事件导致经济衰退之前，父母并不会认真参与孩子的工作生活。
但从2005年前后开始，加德纳听到了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报道家长参与大学生求职和工作的情况。作为研究者，他想从奇闻逸事转换到具体数据。所以，2006—2007年，CERI的年度雇主调查问题包括家长参与招聘和录用过程的情况，以及家长参与的活动类型，共有725家雇主做出了回应。请注意，这项调查是在大衰退爆发之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做的，也是在家长和孩子开始通过大量发短信和打电话保持联系之前，据说这两件事都极大地加剧了父母介入年轻人生活的情形。
在725名雇主中，有23%的人说，招聘大学毕业生时，看到有父母陪同的情况为“有时”和“经常”。小公司几乎没见过父母，而有1/3雇用人数超过3700人的大公司见证了家长的参与。之所以有这种区别，可能是因为大公司更有可能参加校园招聘活动和招聘会，在这两个场合，家长都是人头攒动。
通过CERI的调查，加德纳了解了家长参与大学生求职的多种方式，并对每一种发生的频率做了测算。调查结果如下：获取公司信息（40%），代表子女提交简历（31%），促进子女获得职位或增加起薪（26%），参加招聘会（17%），如果公司没有雇用他们的子女，就发出怨言（15%），安排面试（12%），就工资和福利进行谈判（9%），要求给他们的孩子晋升职位或涨工资（6%），参加面试（4%）。
母亲通常会负责前期工作，如收集公司信息、安排面试和造访公司，父亲则更可能出现在谈判时，以及子女受到纪律处分时。CERI的调查报告显示：“有个雇主建议提交简历的父母：‘请告诉他，你已经把他的简历递到我们公司了。可我们根据简历库的信息致电过一个学生，发现他对我们公司一无所知，而且对我们的职位也没兴趣。’”
加德纳说“：有些父母会为孩子提供有益的帮助，他们帮孩子搜寻工作机会、鼓励孩子、为他们提供情感支持，有时候还提供暂时的经济支持，但他们做这些事并不是为了孩子。10年或者20年前，你不会见到任何父母参与起薪和就业条件的谈判，但现在会。”雇主告诉加德纳，过度参与招聘过程的父母不会到此为止,他们还会继续参演“第三季”，即在工作场所帮孩子完成工作任务。“我们采访了一些家长，他们说：‘也许我们犯了错误，因为孩子都30多岁了，可还想让我们帮他找工作。’”加德纳说。
这里的教训是，当有一天父母认识到成年子女应该自行处理各种事情，迫切希望退出军备学术活动时，却为时已晚，难以抽身。孩子已经习惯了我们的全程参与，如果我们撒手，他们就没有能力处理任何事情了。
《如何让孩子成年又成人》
[美] 朱莉•利思科特-海姆斯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湛庐文化出品
本文摘自：《如何让孩子成年又成人》，[美] 朱莉•利思科特-海姆斯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湛庐文化出品，摘录已获授权。
作者简介：朱莉•利思科特-海姆斯(Julie Lythcott-Haims)，美国知名教育工作者，曾担任斯坦福大学新生教务长及本科生顾问十多年，深受学生喜爱，并获得了斯坦福大学最高教学奖——丁克斯皮尔奖(Dinkelspiel Award)。
本文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编辑：罗彦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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