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这四大国的兴衰取决于什么？30年过去，答案愈发清晰！
来源：瞭望智库
文 | 徐剑梅 瞭望智库驻华盛顿研究员
刘晨 瞭望智库国际观察员
保罗·肯尼迪，耶鲁历史系资深教授，31年前预测美国走向相对衰落的历史学家。在共和党总统里根执政末期、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之前，出版《大国的兴衰》，纵论公元1500年以降，五百年间世界大国的兴衰及其因果。引发轰动和争议，一时间洛阳纸贵，各国争相出版，美国国会当时举行数场听证会，召他作证陈述。
《大国的兴衰》引发的轰动和争议，是肯尼迪教授事先不曾料想到的。他的第一本书，出版社只印行了两千册。但《大国的兴衰》首印7000册，数日内就销售一空，此后连续7周登上《纽约时报》非小说类畅销书榜单，在美国至少售出25万册。在日本，日文版印行第一年就卖出至少60万册精装本。问世31年来，这本书已译成23种语言在世界多国一版再版。
《大国的兴衰》为肯尼迪教授赢得很多荣誉和赞誉。
他把大国竞争置于全球格局之下进行整体考量，被认为具有“大战略”眼光，开辟了一条历史研究的新路。他对史料纵横自如的综合运用与比较分析，不仅显示了扎实的史学功底，也凸显了历史研究对洞察人类未来的巨大价值和意义。
与此同时，各种专业和非专业的批评也密集而至。比较集中的批评包括：
一是过于突出经济实力对大国兴衰的作用，具有经济决定论色彩，低估了国家软实力影响、没有充分点明大国经济实力所仰赖的人的因素、制度和文化的因素；
二是认为他是“糟糕的预言家”，预言美国在走向相对衰落，但事实上《大国的兴衰》出版数年后，就发生苏东剧变，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三是认为视角和叙述模式失于单一，明显脱胎于欧洲“均势”史学，在理论方面缺乏深度和突破。
3月下旬的一天，在春雪初霁的耶鲁，肯尼迪教授接受了库叔近两个小时的专访。
保罗·肯尼迪在耶鲁大学接受专访（徐剑梅 摄）
他自我分析《大国的兴衰》为何能一纸风行：部分原因是出书的时机凑巧，无意间赶上美国的大选之年。伴随1988年两党选战初启，美国社会掀起对里根主义8年得失的讨论。
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存在对外黩武而忽略国内基础并因此导致衰落的风险。而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当时德国和日本的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中，对这样一部剖析500年来大国经济、军事和战略所塑造世界历史的通史和国别比较史类型的著作也存在强烈渴求，欧洲读者同样十分希望知道美国是否在相对衰落及如何求解自身面临的问题。
特别是日本，1978年GDP就超越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80年代深受美欧媒体鼓噪的日本威胁论困扰。
日本的崛起会否使美国失去头号大国地位？这是当时全世界都关心的问题。这是此书在日本大卖的重要原因。
肯尼迪教授曾经到过香港，并多次在韩国讲学。但遗憾的是，虽然《大国的兴衰》一书很早就有中译本并屡次再版，但他本人迄今没有访问过中国内地。他仍然拿着英国护照，同时持有美国绿卡。
英国允许双重国籍，归化美国对肯尼迪易如反掌且毋需鱼与熊掌择一，但他似乎无意于此。但实际上，身份认同问题似乎也没给他带来任何困扰。近两个小时的访谈中，他常常用“我们”这个字眼谈论美国，毫无窒碍。
读他给《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等撰写的文章，也常见“我们美国”的字样。很难想象客居美国的法国或德国教授能够如此。
英美特殊关系在他这里，可以说得到个人化的深度体现。
肯尼迪教授虽然以《大国的兴衰》成名，但在他看来，世界历史并非完全是大国所塑造和操纵的。相反，“很多时候，小角色唱了大戏”。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导火索就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19岁青年普林西普瞄准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的致命一枪。在展望21世纪时，肯尼迪教授也曾经写道，不管这是否符合我们的希望，必须承认，21世纪的地球，仍然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界。
“人类集体应对的能力，和潜在全球威胁的规模不相匹配，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31年间，沧海几回换了桑田。倘若重写此书，肯尼迪教授的主要观点有无改变？
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在走向衰落吗？中国威胁论的喧嚣背后，美国到底在担忧什么？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究竟会如何发展？
时年42岁的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包括：
*大国的兴衰，是相对而言的，取决于当时环境里，和其他国家实力升降的比较；
*兴衰的主要和最终决定因素，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
*不断扩展战略承诺，导致军费攀升，最终使国家经济基础负担过重，是一个大国走向长期衰落的开始。
*大国的兴衰，不是突变，而是一个渐变的长期过程。
简言之，大国兴衰是与其竞争对手比较而言，而因对外黩武损害本国经济，是500年来全球舞台上，一个个兴盛一时的大国走马灯般走向衰落的主要历史原因。
在雅致的耶鲁历史系小楼，如今已华发萧疏的肯尼迪教授告诉库叔，去年夏天，他完成了自己关于二战海军和海洋强国历史的最新著作，有出版社约他为《大国的兴衰》写篇新的前言，他因此深思这个问题，“想了很多”。
答案仍然是：书中主要观点“不需要改变”。
他说，500年来大国兴衰历史表明，大国相对的经济实力与地位，与其相对的军事实力或地位相关联；而大国之兴衰，最终、更重要、更具决定性的因素，是相对他国而言的经济实力。“大国的经济基础决定和影响着它的相对地位”。
他举例说，《大国的兴衰》刚出版时，苏联相对的经济地位萎缩和瓦解得如此之快，因此动摇了俄罗斯的军事大国地位。即便俄罗斯总统普京百般设法复兴国家，但虚弱的经济基础使得俄罗斯至今仍是一个相对软弱的经济体。
中国则在过去30多年里经济不断增长。现在，到处听见人们谈论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明智的人们会认识到，中国目前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其基础是经济成功。一旦中国经济停滞或下行，人们也会怀疑中国在世界上相对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将减弱。
另一个例子是日本。从上世纪60至80年代，日本经济逐年增长，如果这一态势持续，日本将会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国。但事实上，《大国的兴衰》出版两年后，即大约1990年，日本经济停止增长，并从那以后长期停滞，日本的国际影响随之走低。
1990年，哈佛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首次提出了维系大国领导力的软实力概念。此后，美国国际政治学界又“开发”出巧实力、锐实力等概念。
对此，肯尼迪教授认为，所谓软实力和巧实力，较难加以衡量和确定，不像评估GDP总量或军舰坦克，所有问题都是硬梆梆、可测量、看得见。再者，按照奈教授提出的概念，软实力就是影响其他人的能力，做自己想做，而其他人最初不想做的事。所以，软实力关乎的是影响力、说服力、吸引力，更依赖于定义而不是评估，不那么切实可见，来得快去得也快。
肯尼迪教授说，美国民主党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从拉美到非洲，国际社会看到美国在世界的软实力上升。但换了一位总统，对非洲一再出言无状，对外国文化嗤之以鼻，让其他国家感到冒犯，高大上的美国软实力就“崩溃”了。所以，软实力会起起落落，比实打实的军力和具有竞争性的经济力量要更加脆弱和不稳定。在国际事务中，包括金融和技术实力在内的经济力量更加持久，更加重要，胜于政治领导人的言辞，也超越文化的理解与误解。
肯尼迪教授说：一个大国，如果经济健康强劲，就会兴盛；如果经济软弱、停滞和受到削弱，就存在问题，其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就会下降，这是一种普遍现象。虽然就此而言，不同的大国情况不同，并且技术进步的优势、特定大国领导人相对而言的聪明敏锐、大国相对而言的社会内在凝聚力，这些都很重要，但“大国兴衰的主旨是取决于经济”。
在1987年面世的《大国的兴衰》中，肯尼迪教授曾经预言美国的相对衰落，但随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风头一时无俩，肯尼迪教授因而被有些人批评为“糟糕的预言家”，但他对此并不服气，认为他着眼的并非五年十年的情况，而是50年乃至一个世纪的大趋势，是历史的长周期。
时隔31年，我们旧问重提：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在走向衰落吗？
肯尼迪教授说：“你们可能不会满意我的答案，但答案是：‘我们必须得观望’”。（We will have to see）。
他说，以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要就此得出一个简单化的答案是极其困难的。美国经济各类迹象并存，既有创新和科技进步、就业市场的复苏；又有在全球市场的失利和退却，与中国、韩国、日本、德国的贸易赤字还将持续。
许多迹象显示，特朗普宣布新的关税政策，不是在宣示美国的力量，而是在事实上承认美国人缺乏竞争力，反映出美国存在的巨大焦虑——不论投资比率、基础教育、医保总体水平还是技术培训，都显示出美国相对缺乏竞争力的迹象。相形之下，上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在这些方面远比当时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更加强大、更有竞争力。
肯尼迪教授一再强调衰落的相对性，同时也继续坚持他关于美国在走向相对衰落的观点，主要依据是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份额缩小。对美国领导人来说，主要挑战就是如何成功地、智慧地处理美国这种相对衰落。
特朗普能够领导美国战胜这一挑战，进而“重新伟大”吗？从肯尼迪教授对特朗普的评价来看，显然是困难的。在访谈中，肯尼迪教授多次点名或不点名批评特朗普。“我们的领导人，从身体上、情绪上、从内心深处，确实没有耐心。他从不读书，就看福克斯新闻台，不看其他新闻报道，早上醒来就想搞点事情。”
他严词批评特朗普的执政风格，认为特朗普“不耐心”“不稳定”，政策诉诸波动的情绪和本能直觉，“经常冒犯美国的朋友和侮辱美国的竞争者”。3月以来，白宫政策“更加混乱、动荡和令人迷惑”，管理不善并且未能理解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
肯尼迪教授使用“愚勇”（foolhardiness）一词形容特朗普的执政特点，认为特朗普由此削弱了美国的相对地位。但他立刻自问自答：“这是否会永久损害美国的相对地位？我认为恐怕不会，或者说，可能还没有发生。”
“换言之，如果白宫继续作出鲁莽并且适得其反的决定，那就可能损害美国的竞争力和社会内在凝聚力，这就可能削弱美国的地位，会使特朗普先生的继任者更加难以弥补这种损害。”
肯尼迪教授说，特朗普执政“不会搞垮美国，因为美国太强大，太有应变能力。但是领导人的一整套政策具有破坏性，使得我们生活在一个破坏性的时代（damaging times）”。
他同时指出，美国的相对衰落势头，并非不可逆转。
尽管未来50年里，世界经济的总体趋势是东升西降——亚洲和非洲经济份额相对增加，美国和欧洲经济份额相对下降，但以美国经济的多元和体量之巨，也可能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遏制并逆转其相对的衰落。
《大国的兴衰》成书于上世纪80年代，但到90年代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经济就曾连年较快增长，在世界经济所占份额相应有所回升。
所以，肯尼迪教授说，大国的兴衰是相对的，对大国兴衰的思考和分析应当加以条件限定。就目前而言，长期趋势似乎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将没有过去高，大概率事件是，以经济和军事指数衡量，美国可能失去世界第一的位置。
但美国不会因此失去大国地位，仍将在国际事务中极具影响力，因为它内在实力和资源规模非常巨大，特别是它能够调动的各方面资源，非常丰富。
肯尼迪教授强调，中美关系“极为重要而复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中美是世界国家“丛林中两头最大的大象”。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传递给世界的信息，可能会被其他许多国家效仿或利用。
他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一方面，是将美国与其他国家经贸关系过分简单化，将其当成有形的货物交易，视之为非输即赢的棋类游戏；另一方面，其中的政治考量大于经济考量，缺乏对中美关系复杂性的理解。对从中国进口产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对美国的经济地位来说，弊大于利；对中美相互理解来说，也是件糟糕的事情。
美国政府停止对华接触政策（engagement policy）了吗？肯尼迪教授回答说：“是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停止。”但如果几周后，特朗普宣布和北京进行了非常好的政策对话，两国关系很棒，他不会感到惊讶。
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特朗普的用人方式。特朗普凭借直觉执政，对白宫顾问和政府高官的不同意见感到沮丧，国务卿蒂勒森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的离职都是象征性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哪些政府高级官员留了下来。
如果特朗普政府里都是一些对他点头称是、对外强硬对抗的人，他们的政策会相当有破坏性。特朗普政府不倾听经济或外交专业人士意见。这对美国没好处，也对中美关系不利。
更重要的影响因素，自然是一段时间以来，在美国朝野不断兴起风浪的新一波中国威胁论，肯尼迪教授说，如今，中国频繁成为《经济学人》等英美报刊的头条或者特刊焦点。这让他想到，百年前德国崛起时，在大英帝国的报章上、在当时所谓爱国民粹团体的政治议程里，也充斥着德国威胁论，因而产生这样一句俗话：“满脑子德国”（Germany on the brain），如今，也可以说“满脑子中国”（China on the brain）。
肯尼迪教授说，目前美国朝野对华舆论的确过度夸张渲染，走得太远、调门太高。那些民粹主义、咄咄逼人的反华辞藻，并没有数据作为支撑，令美国担忧的某些事情也还没有发生。这些夸大其辞的论调，没能理解中国担忧和中国弱点。
对很大一部分国际受众来说，中国被描绘成一个过于高大的巨人。但与此同时，许多明智的中国人会说，我们实在并没有这么强大，中国有很多自己要操心的内部问题。“中国所有这些担忧可能都没有被提到，那么中国所有威胁也就可能被夸大。”
和展望美国的相对衰落一样，在谈论中国和亚洲的崛起时，也同样必需使用条件限定。中国人也是人，也有可能摔跤，中国也像日本一样，已发现保持经济增长的难度。他说，我们应谨慎使用预测性语言。截至目前，最大的风向标是：中国经济将继续相对增长，即便不像以前那么快，也会相对于美国在增长。
肯尼迪教授还特别告诫，要警惕选择性使用事实进行偏颇论证的习气，谨慎辨析观点背后的事实。“我们能制造各种数据显示中国有50英尺（约15.24 米）高，也能制造更多数据显示中国只有4英尺高（约1.22米）。
与此同时，肯尼迪教授也引用了一句古老的英国谚语：“无火不冒烟”，意即我们常说的无风不起浪。他说，在中国威胁论的喧嚣背后，也存在毫无疑问的铁的事实——连续30年，中国的经济成功使她稳步获取了全球制造的更大份额。
“因此，是否中国在相对崛起而美国在相对衰落？
我的答案是：‘是的’。
这是否让美国人担忧，就像历史上其他任何头号大国所担忧的那样？
是的。
新的中国海军、空军和武器导弹系统是否带给美国实力、效率和技术上的威胁？
是的。
中国和25年前相比，是否军事上更有效和更强大？
是的。
肯尼迪认为，这种相对变化的发生，就是对美国的挑战。中国在理解当前美国上存在问题。而美国，包括有才智的美国人，对理解中国并确切衡量美国所面临挑战的规模上也存在问题。识别美国真正关切的领域，将其与对中国的夸张描述区分开来，这是最为困难而又必要的事情。
缺乏相互理解会导致互信缺失，那么增进中美交流就能够改变中美关系现状吗？
肯尼迪教授给出了双重但并非模棱两可的答案：“能，但也不能”。
他说，过去（很多国家之间）都有很多这样的情形：两国政府或领导人宣布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使两国关系取得进展，即便这些措施有些可能切实可行，有些只是作秀和宣示。美国也致力于扩大两国学生和民间交流，比如高中球队比赛、芭蕾舞演出等等。这些措施能够成为两国关系向前迈步的“突出进展”，因为它们能够针对歧异带来更加现实主义的理解和交流。
与此同时，这些交流也难以消弥中美之间“真正的不同”。对待具体问题和国际事务，和中国相比，美国的政治文化“有不同的、特出的态度”。“我们应当理解，中美有不同的世界取向，不同的世界观，而不是假定另一方糟糕或者坐下来谈就能相处甚欢。”
中美需要厘清两国的所有分歧中，哪些是真正的不同，哪些能够通过智慧的妥协而加以改善。如果界定四五个这样的领域，就可望朝着明智的中美关系迈出真正的步伐。
归根结底，中美能够避免掉进修昔底德陷阱吗？肯尼迪教授回答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从政治上、情感上、本能上，都很难得出一个确切和清晰的答案”。
他指出，哈佛教授格拉汉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根据16个历史案例研究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认为新兴大国改变国际秩序现状、挑战守成大国，由此导致冲突和战争。大约3年前，中国就宣布不会踏入“修昔底德陷阱”。这表明，至少有一方已经理解这一假说，承认这是一个问题，向避免这一陷阱迈出了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美国和中国都是骄傲的、富有自我意识的主权国家。如今在众多行业，中国都位居世界第二，并在取代美国的领先地位，而美国即便长期而言可能进行战略收缩，也决计不会退出亚太，把势力范围自囿于加利福尼亚州至夏威夷的东太平洋，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是不会妥协的”。
不过，肯尼迪教授并不认为中美之间必然存在结构性冲突。他说，世界经济——这是最大的结构，中美同为其中一部分。如果整个世界经济，从贸易、投资到制造，都是以令人满意的速度增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会相对上升，而美国的份额相对下降，但美国经济也会继续繁荣。
这样的世界经济结构，既允许中国的相对增长，也允许美国相对而言和中国共享繁荣，而不必产生任何结构性冲突。简言之，世界市场这块大蛋糕越大，大国间的结构性冲突可能性越小。反之，如果像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那样，整个世界经济的蛋糕变小，冲突的几率肯定会增大。
无论如何，中美关系的发展，需要战略耐心，特别是对特朗普的白宫，需要“尽可能耐心”，而中国领导人懂得这一点。
肯尼迪教授列举了西方历史上两个富有战略耐心的领导人例子。一是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明智而审慎，在统一德国后，非常密切地观察俄罗斯、奥匈帝国等强权的动向。二是美国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耐心大战略”，最近美国史学家就此出版了一本有趣的新书。
肯尼迪教授说，中美关系广阔而复杂，世界上找不到哪根魔杖或某种帽子戏法，能够使中美关系“突然转型”。另一方面，事缓则圆，两国应当秉持耐心和相互理解的政策，在未来多年里采用俾斯麦或艾森豪威尔式的战略妥协与耐心，问题是可能解决的。
“如果双方都认识到，在世界大国事务中，最重要的单一问题是避免严重的中美对抗，那么我们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肯尼迪教授说。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经济发展攸关美国安全，认为世界进入“大国竞争”时代，并把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竞争对手，指责两国“试图挑战美国的影响力、价值观和财富”。
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则是肯尼迪教授近些年界定的21世纪世界的四个大国。它们都是国际权力体系中，具有高辨识度的传统大国。
肯尼迪教授说，这里讨论的大国，主要指单一主权国家，而不是若干经济体的集群。欧盟没有统一的军事和外交，是若干经济体的集群，所以不在他讨论的大国之列。但肯尼迪教授说，他是强烈的欧洲主义者，不希望英国退欧，希望看到欧洲联合，但欧洲需要改革，而改变需要假以时日。
但凡大国——大型主权国家，肯尼迪教授说，天生利己，以自我为中心（inherently egoistic），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尽管很多较小国家同样如此，但大国对国际事务有更大权力，因此其利己主义（egoism）会对世界产生更多的消极影响。
大国的竞争，会否在21世纪引发世界大战？
肯尼迪教授说，首先，需要明确世界大战的特殊含义。世界大战不是普通的战争，而是指即便肇始于某一地区，也会升级并使得几乎整个地球都卷入的战争。其次，新的世界大战如果发生，能避免使用核武器吗？艾利森教授的“修昔底德陷阱”假说，弱点之一就在于此。
16个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案例研究中，最后3个就发生在核武器出现的当代，但都没有导致战争。因此，大国的对抗不见得会是跨越大洋的核武对抗。
对21世纪的人们来说，描述未来的语言或已改变，但在肯尼迪教授看来，历史学训练的优势仍然凸显。
他把自己首先定位为一名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因为其史学训练的背景，比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更加谨慎，更不容易轻信，不相信仅凭获取和观察大数据就能论断政策的后果。
在历史学家看来，导致历史后果的进程存在许多变项，存在太多不可预测因素，应当慎重从事。
在《大国的兴衰》一书终章，他这样写道：“不可预知的事件、纯粹的意外、一种趋势的终止，能够毁掉最为貌似合理的预测。”
肯尼迪教授说，预测大国未来可能的兴衰，首先要记住这种预测属于当下，是即时性质的。其次，应当记住普鲁士铁血首相俾斯麦——一位富有智慧的政治家的名言：“大国很长寿，缓缓走下坡”（great powers have a long life and go down gradually）。大国衰落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俾斯麦说这句话时，可能是在思考当时的哈布斯堡王朝和奥匈帝国境地，也可能想到西班牙帝国的兴衰。西班牙在17世纪失去了头号强国位置，但在其后120年里，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大国地位。
多年来，除了教学研究，肯尼迪教授还经常给《纽约日报》《大西洋月刊》等撰写评论文章。库叔发现，展望美国和世界未来，肯尼迪教授颇爱使用“应付过关”（muddle through）这个英式英语词组，还曾在一篇文章里专门详细解释这个词组的意思，大致就是：虽没有取得大的成功，但也没有发生大的灾难，在迷惑混乱的境地里，好歹应付过来了。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就使用这个词组展望美国——“优点和弱点的巨大混合体”在21世纪的前景，在预测2017年的世界时，他甚至把这个词组用于文章的标题。不求大富大贵，但求不发生大灾大难，这其中，蕴含了一位现实主义历史学家对人类未来的愿望。
耶鲁向有名教授给本科生讲课的传统。这学期，肯尼迪教授为本科生开了一门关于二战起源的讨论课。他说，上世纪30年代是国际危机高发的年代，日本侵华、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慕尼黑危机……他的15个学生和他一样，都知道所有这些国际危机的终点，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我告诉学生们，在这些危机发生期间，那些决策者没有一个知道他们的决策会导致什么样的未来。同理，2025年的历史学家会知道我们的谈话吗？他们知道2018年到2025年会发生什么吗？是的，他们知道，但你我都无从知晓。”
“或许事情在朝这个方向走，但别太自信能洞见未来。还是那句阿拉伯谚语说得好：准确预测未来的人，并不是聪明，而只是运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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