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学奥赛总教头狂胜美国，IMO记录至今无人破

这是中国科大苏淳教授的传奇：他被称为中国数学奥赛总教头。1992年，苏淳任国家队领队率中国队获团体总分第一，在IMO学术活动史上首创一队六队员全获金牌的记录。中国队创下的与第二名的差距（我国240分，美国189分）迄今无人打破。该比赛所有训练在中国科大完成。以下为苏淳的人生传奇：那一天，少年苏淳从合肥走向了远方，他年轻的眼眸里装着一个叫数学的梦想，他孤独地走着，但是每一个脚步却都坚实又有力量，他承受着本不应该属于他的痛苦，他学着把眼泪当做珍珠一样收藏，为的是在成功那天流它一个大海汪洋，

当他双手捧着那嵌镶着金色国徽，紫红缎封面的博士学位证书时，当他带领着中国创造下IMO学术活动史上不可思议的奇迹时，

他知道自己终于迎来了远方霞光灿烂的黎明.

1945年10月6日，在被誉为“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几十里路开外的安徽歙县王村中有一个小男孩出生了，他的父亲是当时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一名老师，因此经常教小男孩诵读屈原、杜甫、李白的诗章，

所以小男孩从小就富有文学气质，在小学四年级第一次写作文时，他用倒序的手法写了一篇名为《向日葵成熟了》的文章，把他自己和同学比喻成向日葵并要永远向着太阳，那时他获得了班上最高的95分，

那时周围的人都说他将来兴许会成为一个作家或者诗人，但是突如其来的一场巨大生活变故却让他和数学结下了永不可分的联系，

1959年，因为在民盟座谈会上发表了“反党言论”，他的父亲突然被调离了教学岗位，被下派到了合肥师范学院当资料员，本来生活充裕的家庭在一夜之间变的十分拮据，

因此那时家里的餐桌上只能见到廉价的白菜和咸萝卜，看到父母还有弟妹日渐消瘦的面容，作为家里长子的他主动抗起了生活的担子，那时上初二的他每天放学回来都瞒着家里人去帮人家搬运东西赚钱，

搬一次几分钱，当快要开学时，他的母亲为五个孩子的学费和书籍费一筹莫展时，他掏出了搬东西挣来的70块钱给母亲，

有一次他的母亲在收拾房间时，在孩子们零乱的书桌上发现了一本厚厚的日记本，在扉页上，她看到大儿子用工整的字迹抄下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话：“人的一生可能燃烧，也可能腐朽，我不愿腐朽，我愿意燃烧”，

生活的艰难并没有让他放弃对学习的追求，虽然他每天只有晚上有时间用来学习，但是他一直是学校里品学兼优的学生，并且他也从少先队大队长慢慢变成了受全校数千同窗信赖的学生会副主席，

他把那颗燃烧的心带到了学习中，但是，

父亲所谓的“右派言论”和莫须有的“历史问题”，让他连共青团都不能加入，这就像一片乌云般始终笼罩在他的头顶之上，挥之不去，那时的他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人的斤两，人的价值到底该用什么来衡量”，

在他人生中这个迷茫的时刻，他把目光转向了数学，因为人类的直觉会发生误差，但是数学却永远不会，从那时起，他把看《三国》、《水浒》的时间用来看华罗庚的《数学归纳法》，史济怀的《平均力》，

1963年，合肥市首次举办数学学术活动，当时他以全市最高的95分夺得冠军，并且在学术活动中对一道难度很大的题目创造出了新的解法，使得出题人都大吃一惊，那时他在合肥一中多了一个数学学术活动状元的称号，

也是在那时起，他确定了自己未来的航向和目标，他要向数学神秘的海洋扬帆起航.

1964年夏天，18岁的他以安徽省高考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报考了北京大学的数学系，

当时以他的这个成绩进入了北大基本是没有一点问题的，但是那时北京大学招生的同志到合肥有关单位了解他的家庭情况时，这个单位以他的父亲是所谓“右派言论”为理由不同意北大录取，

合肥一中的校长肖雍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亲自找到了北京大学的招生人员，用党籍担保他在政治上是信得过，可靠的，

就这样他才得以跨进了北京大学的大门，

可是那时他对这件事丝毫不知，在文革开始之后他才知道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不是凭全省高考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得来的，而是以中学校长的党籍作为抵压换取的，

在北大中，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数学上面，他无时无刻的遨游在数学的海洋里，但是一场历时10年的噩梦在无半点征兆中如魔鬼般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莫须有的罪名让他的父亲进了牛棚，而“黑七类、狗崽子、黑尖子”这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个个骂名全部对准了他，他的身上在一瞬之间千疮百孔，他的心像是被撕开一样，他的每一根血管似乎都要断裂开，

痛苦，无穷的痛苦，无处告语的痛苦，

曾经往日里的同窗好友，一个个都把他当成了瘟神一般，避之不及，而他只能躲在无人的角落里把委屈、不平、愤懑随着泪水往肚子里咽，

孤独，无边的孤独，令人窒息的孤独，

生命的孤帆在风涛中不停的打转，是沉没还是前进，在长久的思索后，他想起了屈原的一句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接着，这名荏弱的少年从痛苦中抬起了头，他知道自己不能沉没，他知道自己只能前进，于是他重新起航.

他离开了学校，到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学开车床，但是不久之后这个地方也成为了批斗的地方，在万般无奈下他又来到了廊坊，加入了河北省地球物理探矿大队，在野外普查淡水时，他了解了数学在大自然中的应用，

也就是在这时，他对概率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这里他还学会了针灸，

那时他还偷偷地给被分配到学生中间被监督改造，接受批评的张庭尧教授扎针，治疗这位老师的慢性鼻炎，那时张庭尧教授鼓励他把书继续读下去并说道：“害怕大雨的，只不过是假花而已，继续完成你的学业，学好你的本领，总有一天会有用的，我们的国家不会老是这样风雨如晦，等到雨过天晴，她会腾飞的，而科学技术就是他的翅膀”，

这些充满深情和远见的话深深地触动了他，那时他每天摘柿子、砍玉米、挖地道累的要命，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有朝一日重新拿起数学书的愿望，

那时的他无时无刻想着用数学去推翻学问=反动，科学知识=毒汁，进过学校门=逆天大罪这些荒唐的等式，

或许是命运的眷顾，这一天被他终于等到，1971年3月，他所在的地方宣布了分配，而他很幸运的被分配到了合肥八中教数学并任初一的班主任，

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可是当他欣然的走上讲台时他才发现老师这条道路也并不平坦，那时盛传着“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口号，在课堂上，很多学生根本不听课，嬉闹哄笑，出出进进，有的甚至还在课堂上阳腔怪调地学他讲课的声音姿态，更又甚者，在他转身往黑板写算式时往讲台扔脏鞋子的，

可是他并没有生气：

因为他知道这些并不能怪这些孩子，因为如果长时间没有甘露灌注，他的心也会变成一片荒漠，那时他循循善诱地给学生们讲科学文化的重要性，也用尽心思地将数学变成一个个有趣的问题去吸引孩子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班上的孩子也慢慢地从敌视变成了喜欢他，信任他，

那时他决心要当一个称职的中学教师，但是他知道自己大学只读了两年，数学的基础是薄弱的，于是他开始给自己开设自修课程，

那是一个知识分子事业无成，报国无门的年代，那更是一个盛行上街提篮子，回家生炉子，下班抱孩子的年代，那时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年代，

当有人在夏夜的繁星下，围绕着路灯的光，大呼小叫的用扑克牌消遣时，他正在蚊群的包围中，挑灯攻克着一道道数学难题.

1977年，十年漫长的严冬终于结束，高校恢复了中断十一年的研究生招生，他毅然决然地报考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而过去长期自学的积累也使得他满怀信心，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的初试成绩并不理想，那时殷涌泉、陈希孺教授从试卷上分析知道这位考生一定是自学完成大学专业课程的，所以知识不够系统，有不少缺漏，但是思维逻辑性强，数学概念清晰，具有从事数学研究的优良素质，

于是决定破格允许他复试，而他也没有让所有人失望，在复试中他获得了90的高分成绩，接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专门为他写了报告，特许增加一个研究生名额，

而他也踏上了攻读“概率统计专业”的学位之路，

在踏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的第9个月，殷涌泉教授给他布置了研究课题，要求他利用暑假时间查阅资料，弄清“无穷可分分布的勒贝格性状”方面的研究现状，找出这个方向的未解决问题，争取出论文或专题报告，

但是他那时的英语奇差，可以说是进入研究生院才开始学习英语字母的，那时他的儿子刚出生不久，妻子也因为病后身体非常虚弱，需要补养，在暑假回到合肥之后他思考了许久许久，终于还是决定用他每月仅有81元的收入中拿出了6块钱的“巨款”买了一本英语词典，

那时他每天烧着饭，带着孩子，还要出去代课挣钱补贴家用，更要硬着头皮，抱着字典啃着文献，那时他每天都要工作到午夜，有时候妻子把儿子带到工厂去，他一个人在家可以从早上写到天黑，肚子饿了就用开水泡昨天的剩饭然后再加一勺红糖，

红糖泡饭，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那时周围八中的同事们看见他过的如此不堪，就劝他：“学问当不了饭吃，回到八中来吧，马上给你分一套房子”，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奇迹般地的读完了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间这个方向上所有能找到的有关文献，做了上千道题，并且写出了富有创见性的学术论文，

但是他也病倒了，1982年，因为长期过度劳累因此他感染了来势汹汹的败血症，躺在病床上两个多月吊了许多天的红霉素才转危为安，而他却把这次危及生命的重病，笑着说这是“命运的关照，给了他一次长长的休假”.

他在1980年完成了《多维无穷可分分布成为绝对连续的一个充分条件》几篇非常高质量的论文，并且还指出了英国数学家哈特曼和温特内在1942年提供的一个命题是存在错误，

那时国内外许多著名的学者都认为他已经达到了博士水平，可是1981年那时候，国家学位委员会规定每一位教授只能派出一名研究生参加博士论文答辩，那时学校决定由另外两位研究生参加答辩，那时他没有闹一丁点情绪，更没有和师兄们去比高论低，而是衷心地为两位师兄感到高兴，并且当中央教育部派人来了解首批研究生情况时，他更是全面和诚恳的对两位师兄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1983年4月20日上午，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430教室中，由王寿仁、成平、王元、江泽培、严士健、王梓坤、陈希孺七位国内概率统计界的七位权威人士正聚精会神地听着讲台上传来的声音，

这是为他破格进行的博士论文答辩会，“我的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总题目是《关于分布函数和极限理论的研究》，五个部分是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的....”，

在那天，七位教授全部认为他的论文在随机变量的分布和极限理论方面得出了富有创造性的成果，全票通过了他的论文答辩，就这样，只读了一年博士研究生课程的他，被中国科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破格批准，授予理学博士学位，

而他也和两位师兄一样，成为了中国自己培养的首批十八位博士的一员，

1983年5月，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他双手捧着嵌镶着金色国徽，紫红缎封面的博士学位证书，而上面印着他的名字：苏淳.

虽然成为了中国首批十八位博士之一，但是苏淳并没有忘记自己曾经作为一名教师的职责，他担负了数学学术活动选手的培训工作以及学术活动命题和组织工作，1990年10月他还兼任起了我国数学奥委会驻苏联代表，肩负和苏联数学奥林匹克界建立联系，考察苏联数学学术活动活动的任务，

他促成了两国之间每年互派代表队参加对方的数学奥林匹克的交流活动，并多次担任领队带领中国队赴俄参赛，并且还担任了多年俄罗斯代表队来我国参赛时的俄文文本拟定，在这些年中，他更是翻译和介绍了大量的俄罗斯的经典数学奥林匹克试题，

1992年，他还担任了第33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MO）中国队领队兼主教练，那一年他带领着罗炜、杨保中、沈凯、何斯迈、周宏、章寅六名国家队队员获得了团队总分第一，而且还创造了IMO33年学术活动史上第一次6名队员全获金牌的纪录，而他也被人称为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的总教头.

曾经有人对他说：“苏淳，博士学位也拿到手了，论文也写的不少了，可以喘口气，歇歇脚了吧”，

那时他用手扶着眼镜，有些腼腆的说道：“我们起步太晚了，现在只是刚刚踏上起跑线，我们知道的东西有限，而不知道的东西无限”，在数学的涓流上，他把大海作为自己的坐标系，因此是永远奔进不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