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爹”的美国精英教育

许多常春藤名校在核查入学申请时就有一个要项：父母和祖父母是否曾为本校本科校友，而研究生院毕业的“校友”是不算数的。

大量数据与实际案例，通过爬梳常春藤与美国上流政治文化社会的关系，分析美国“高考”制度细节内幕，绘就了一幅精准而生动的美国精英教育路线图。
《攀藤而上：常春藤名校与美国精英教育》 于时语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美国学子是如何从常春藤名校攀援而至上流社会的？作者发现，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美国，“拼爹资本主义”(“遗产型资本主义”)的回归，令教育程度越发成为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同时子女的教育程度也越来越取决于其父母的教育程度。

以中国大陆移民子弟为代表的美国亚裔，能否成为常春藤校园的另一上升族群？书中提供大量数据与实际案例，通过爬梳常春藤与美国上流政治文化社会的关系，分析美国“高考”制度细节内幕，为读者绘就了一幅精准而生动的美国精英教育路线图。
“教育移民”和“高考移民” 在中国广遭诟病的择校费，美国也并不罕见。以普林斯顿高中为例，这所位于普林斯顿大学校园旁的公立中学，几年前被《华尔街日报》排名全球第三十三名的常春藤“输送学校”。

尽管其令人艳羡的“常春藤升学率”与普林斯顿大学大批教授子女就读该高中直接有关，仍令许多学区外的家长慕名叩门。普林斯顿高中因此从2005年起以每年一万五千八百多美元的“择校费”来招收跨区学生。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向来属于“地方自治”范畴。近年来，中南部保守主义地区对联邦政府频频干预中小学教育啧有烦言。

其主要经济原因，便是中小学教育的经费来源基本来自本地居民的房产税，美国中上阶层自然不欢迎联邦和各州政府在教育开支上“劫富济贫”式的干预。 出于同样原因，美国公立学校的质量与房地产价格之间也具有强烈的正相关联系。

新泽西州米尔本镇的高中，被评为2008年本州最好的(公立)高中，该镇平均住房价格达到一百二十万美元，一般中产阶层难以问津。 已有子女的美国人选择住房，除非愿意出钱上私立学校，首要的考虑便是学区的教育质量。从这个角度，大部分美国人搬家有很强的“教育移民”成分在内，常常为了进入优秀学区而咬牙买下昂贵的住房。
上世纪六十年代起，联邦政府规定公立学校不分种族肤色招收学生，在美国许多地区出现了“白人逃亡”潮流，即白人家庭纷纷搬离黑人学生比例较高的学区，以免子女的教育质量受到“连累”。后来，这一“教育移民”潮又带上了躲避越来越多的拉美移民子女的因素。

有趣的是，近年来出现了白人学生从亚裔众多的学校“逃亡”的潮流。《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一最新“逃亡”潮并非担心学校教育质量下降，正好相反，是因为亚裔尤其华裔新移民子女在学业成绩上的强烈竞争性有口皆碑，对白人学生和家长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不少人搬家转学，以免子女在校被华裔学生压得透不过气来。 这与越来越激烈的名校入学竞争密切相关。美国虽有“大熔炉”之称，但存在严重的社会异化，地域、种族、宗教、财产收入、教育水平等各种因素，将美国社会分化为形形色色的阶层和集团。

名校招生的一个重要考虑，是尽量“面面俱到”，使新生充分反映社会的多元化。 简言之，美国名牌大学招生是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并用，尤其注重地域、种族、性别的平衡。这与中国按省市划分名额类似，但美国的“招生名额”分类远为细致灵活。

每个细类里的绝对尖子一般都会被名校录取。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某华裔女孩原在新泽西州亚裔众多的一所重点公立中学就读，在二百多名同年级学生中排名四十名之外，进入“常春藤”希望渺茫。

其父母花费巨款请入学咨询公司指点“攻略”，对方的建议，首先是“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全家搬到穷人众多、亚裔极少、SAT高考平均分低于原中学三百分的另一学区，令女孩在新校成为鹤立鸡群的明星。其次是参加选美，非因女孩貌美，而是出于改变传统“书呆子”形象的造势策略。

当然，上述“攻略”的关键仍在于“高考移民”。结果，在原校几乎无望进入“常春藤”的该女生，最后作为毕业班成绩最好的学生被耶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同时录取。

高考作弊和入校骗局 2011年被曝光的纽约长岛高考作弊案中，为数不少的高中生在SAT和ACT大学入学考试中雇用“枪手”代考。此类舞弊直接关系到中上阶层下一代的未来社会机会，纽约州参议院高教委员会主席拉维利一语道破其严重性：“(SAT考试)决定了考生未来的人生路程。”

大量调查数据表明：一个学生未来的社会成功机会，与所上大学的名声或排名次序高度相关。

《大西洋月刊》引用过的调查数据显示，顶级名牌大学毕业生几年后的平均年薪，超过排名第五十位的大学毕业生三分之二。 报载“枪手”代考SAT的价格是二千五百至三千五百美元，这绝非下层家庭付得起的金额。案发的长岛地区，富人和知识精英众多，是亚裔和犹太人群集之地，名牌大学的入学竞争特别惨烈。

已知的涉案学校不仅有公立“重点”中学，也有私立贵族学校。 已遭披露的某“枪手”代考的SAT分数为二千一百四十———二千二百二十分(满分为二千四百分)，相当于顶尖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的考生成绩，这不仅足以进入美国排名前二十的大学，而且只要其他条件尚可，甚至有进入常春藤名校的机会。

为了“平息民愤”，恢复公众对高考公平性的信心，主持SAT考试的高校理事会不惜重金聘请联邦调查局离任局长路易斯·弗里出山，来强化SAT考试的保安工作。 进入常春藤校园的成功诈骗案中，最出名的是2010年被曝光的特拉华州学生韦勒骗取哈佛学生资格并差点顺利本科毕业。

韦勒于2007年申请转学哈佛就读大二，自称毕业于新英格兰著名预校安多佛学院高中，SAT高考满分“状元”，已在麻省理工学院以全优成绩读完大一，还递交了四位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推荐信(后来发现推荐信和成绩单都是伪造的)。成功“转入”哈佛后，韦勒又以类似手段加上抄袭，获得多项奖学金，俨然成为哈佛“优等生”。

进入大四后，韦勒重施故伎，申请毕业后的罗兹、富布赖特等极有威望的国际奖学金。他在申请书里全文剽窃哈佛某教授的文章，审查时被另一教授发现。经查，韦勒进哈佛之前的整个学历都是伪造的，他毕业于特拉华州内公立高中，在缅因州某大学读到大二时因作弊被停学。

东窗事发之际，韦勒已入围哈佛校方推荐的罗兹奖学金名单。 即使在被哈佛开除之后，韦勒仍积习难改，再次伪造各种文件，申请“转学”耶鲁、斯坦福、布朗等名校。

2010年，检方正式以二十多项诈骗罪对韦勒提起刑事公诉时，他居然已获斯坦福大学的转学录取。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说，韦勒诈骗案固然出格，却反映了美国大学申请录取过程中不断增多的造假现象。

这一趋势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入学竞争激化，名牌大学在招生时，客观可靠的考分和学业“硬成绩”的分量下降，而主观且难以核实的课外活动“软成就”的作用上升。
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主仆”关系 几年前，有人在网络上撰文提出，在美国读本科不一定要进名牌大学，除非打算本科毕业后不再深造；进一个好的研究生院，才是既经济又实惠的选择。 这位作者对美国社会的了解实在太肤浅。

物理学家朱棣文出任奥巴马政府能源部部长而为华人称道和骄傲，殊不知朱棣文是极其少有的集中了诺贝尔奖荣耀和长期行政管理经验的“稀缺资源”，更是自然科学家进入美国政治上层的罕例。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奥巴马总统以常春藤精英主义逆转布什政府反精英、反科学倾向的结果。

仔细观察奥巴马的“常春藤班子”，就会发现大部分精英校友来自法律界、金融经济界和企业界。 以2005年美国国会议员的职业出身为例：其中二百十八名是律师，十二名是医生，仅三名是生物学家。

在华尔街金融泡沫破灭之后，美国传媒反省之余哀叹，美国的精英教育把最好的人才引向了金融和法律行业，而不是自然科学，尤其是近年来对冲基金和类似高度量化的金融交易，吸引了美国大批一流的物理和数学人才“下海”。

以数理尖子出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有三成以上毕业生进入华尔街。 美国大学研究院近半数自然科学博士生来自海外，即使成名，也不免被视为政治文化上的“非我族类”，难以通过各级“政审”。

某著名华裔美国物理学家在中美关系缓和后访华数次，立即被取消了原在联邦政府高级“政审”通过的资格。

半个多世纪前的“钱学森案”，以及近年来美国能源部和国防工业部几起出名的“间谍案”，充分说明外族尤其华裔自然科学家常常面临的尴尬处境，更不用说在政治上出人头地了。

与欧洲相比，美国民主政治制度中充斥着无法掩盖的“金权”影响，这决定了美国上层最响亮的话语权来自企业界和法律界，即便是知名科学家在美国政界也是“人重言轻”。

2012年，《纽约时报》刊登某美国大学数学教授的文章，分析为什么与欧洲、亚洲相比，美国缺乏科学家出身的领袖人物，其解释是：抽象的科学方法常常导致与宗教和文化信念冲突的结论，而科学家又总是对他们身处的社会环境极其不敏感，因而容易冒犯低教育的社会大众。

作者最终也未开出“药方”来缩减美国这“两种文化”之间的断层。 对常春藤名校来说，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门学科领域的世界级大牌教授及其代表的学术水平是其主要招牌，自然需要竭力维护和培植。但说到底，吸引和维持这些教授的高工资和先进研究设备，依靠的是雄厚的校产基金。

所以，美国名牌大学的品牌维持极大程度上依赖于“金钱”。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说，常春藤名校能积累巨大的校产基金，在于其不断出产领导美国社会的精英校友。这些未来领袖，以本科生为主体，研究生则大体出自于法学院、商学院、经济学院，以及若干社会政治学学者，而绝少出自于自然科学领域研究生。

另一重要事实是，在常春藤名校传统的人文学科和经济学强项之外，近年来入学竞争的强化和学生资助的增加，也大大增强了这些校园中自然科学专业本科生的素质。历年的美国中学数学、物理奥赛，英特尔少年科学天才奖和其他科学学术活动的优胜者，无不以常春藤名校为其“第一志愿”。

根据常春藤在校生父母的平均收入统计，或简单观察新生入学或老生毕业典礼时家长们的驾车种类，便可发现，无论校方如何声称“有教无类”，其生源事实上包括了大量富翁子女。 除此之外还有权贵子弟。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笔者一位老同学在某常春藤校园攻读自然科学博士，恰好目击肯尼迪家族一位纨绔在该校本科毕业的盛况，他由此总结：在常春藤校园里，自然科学研究生只是仆人，本科生才是校园的主人。

作为上述结论的旁证———许多常春藤名校在核查入学申请时就有一个要项：父母和祖父母是否曾为本校本科校友，而研究生院毕业的“校友”是不算数的。

作者：于时语，原载：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