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爱情光芒遮住的建筑大师，能挽救千年的建筑，却没能救下老北京城，饮恨终生

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作家龙应台访问北京后怅然写道：

“新建筑给我的整体印象是毫无个性、特色和美感，把古城温馨、传统的氛围破坏了，使老北京荡然无存。这些古迹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也属于我。我有一种被剥夺的感觉。好像趁我不在的时候，有人把它毁掉了。”

曾经的碧瓦朱檐，曾经的牌楼林立，曾经的古朴雍容，曾经的意匠神工，都已成为这个城市日渐模糊与远去的记忆。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摧毁里，曾以孱弱之躯拼力保护，以使其免遭一劫的梁思成，也已经离开我们整整46年了。

世人知晓梁思成，大多都是源于他和林徽因的爱情与婚姻。

但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代建筑大师的身份以及贡献，却被湮没在风月无边的传闻中。

1924年，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起赴美国费城宾州大学建筑系学习，梁思成先后获得了学士及硕士学位，其后进入哈佛大学深造。

（年轻时的梁思成）

此间，梁思成曾到欧洲漫游，当他发现国外许多建筑都受到妥善的保护，并有学者专门研究时，内心不由心潮起伏，意气难平。

反观当时的中国——一个有着几千年古文明的泱泱大国，留下了璨若星河的古建筑遗产，但在江山代际的更迭中，在无数的战乱和劫难下，早已是满目疮痍。

珍贵的龙门石窟、敦煌壁画，被盗卖被抢劫，无数文物流落异邦，大批古建筑危立在风雨飘摇之中。

（龙门石窟佛祖也会摆pose，事实上，是佛祖做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手印，大拇指被盗。）

更讽刺的是，当时国内学者根本无力从事研究，中国人想了解祖先的文化遗产，甚至要求援于国外的书刊及资料。

梁思成深感这是民族的耻辱，奋然下定决心：“中国人一定要研究自己的建筑，中国人一定要写出自己的建筑史。”

从他立下誓言那刻起，便将毕生的精力倾注到这项事业上。

1928年，梁思成回国，在沈阳东北大学任教，并勇挑重担，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学系。

无论哪一种文化体系，必然有其集大成者的精髓所在，建筑学也概莫能外。

梁思成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

因此，他对中国古建筑的所有研究，绝不是埋首于故纸堆中，全都进行实地调查测绘，以达治学之道。

1931年，梁思成夫妇辞去了东北大学的职务，应聘到北京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私立学术机构“营造学社”，梁思成任研究部主任，林徽因做校理。

从1932到1940年的8年时间里，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足迹踏遍全中国200多个县，调查古建筑2700余处。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两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长年累月在野外寻访古建筑，绝不是一件诗意浪漫的事。

且不说攀爬险仄道路的颠踬难行，还有四处流窜的土匪、为害一方的军阀，随时随地都可能对他们的生命造成巨大威胁，命丧荒野。

梁思成腿有残疾，早已弯曲的脊椎也要常年穿一个铁马甲来支撑，每逢盛夏，便溽暑难耐，汗流脊背。

此外，恶劣的环境对他们也是一大考验。梁思成考察龙门石窟时，就曾写道：“我们回到旅店铺上自备的床单，但不一会儿就落上一层沙土，掸去不久又落一层，如是者三四次，最后才发现原来是成千上万的跳蚤。”

常年的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岂是寥寥几句就能描摹殆尽？

后人只能通过一张张发黄的照片以窥一斑：荒寂的郊野、偏僻的村落；深山古刹，纵横阡陌，都曾留下过他们风尘仆仆的身影。

1932年，一位日本考古学家发表了一份学术报告，称在大同以南大约50英里的应县小城里有一座建于11世纪的木塔，当地人称作“应州塔”。

梁思成知道后欣喜若狂。因为，那时中国还没有系统的建筑史学，中国古代建筑也没有系统的名录，甚至中国建筑发展演变的整个过程都还是一个悬而未解的谜。

自从知道了有这座塔，他便开始寝食难安。对于塔的关心，成为他“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牵挂。

明代唐寅曾以思妇的口吻写道：“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那种辗转反侧，寤寐思服的“闺情”用在他对应州塔的惦念上毫不为过。

早晨洗脸时，他会说“上应县去不应该是太难吧”；吃饭的时候，他会说“山西都修有顶好的汽车路了”；走路的时候，他会忽然间笑着说，“如果我能够去测绘那应州塔，我想，我一定......”

1933年9月17日，梁思成一行辗转数日，终于来到了山西应县。

在应县木塔下，他双手颤抖地抚摩着塔的每一根木柱，每一寸肌理，双目灼灼，虔诚至极，就像一个忠实的信徒拜见高僧。

林徽因在《闲谈》一文中写道：“让我们来夸他一句‘有志者事竟成’吧，这位思成先生居然在应县木塔前边——何止竟是上边，下边，里边，外边--绕着测绘他素仰的木塔了。”

他拊掌而叹：“好到令人叫绝，半天喘不出一口气来！”

应州塔，因梁思成、林徽因而确立了它在中国建筑史中的重要地位。

有人说，如果在中国只看一座古建，那必须是佛光寺。而让它“重见天日”的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

曾有日本学者断言：“在中国大地上已经没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想去看唐代的木构建筑只能去日本的京都、奈良。”

尽管钦佩日本人的治学精神，但从民族情感上来说，梁思成却难以接受他们的臆断。

于是，梁思成夫妇二人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寻找中国唐代建筑的发现之旅。

一次在考察的途中，梁思成偶得一本画册，如获至宝，其中有一座叫“大佛光之寺”的寺院引起了他的注意。

梁思成按图索骥，第3次来到了山西。

1937年6月的一天，日已西坠，五台县向北的“官道”上，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带着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骑着毛驴，驮着背囊，迤逦而行。他们翻山越岭，数度周转，前往五台山。

不为寻幽览胜，不为礼佛参禅，他们专为佛光寺而来。

当时，这座隐藏在群山逶迤中的佛寺已破败不堪，寺院杂草丛生、香客零落。寂寞多年的寺院山门，为这几位神秘的远方客人訇然中开。

（《史迹》图版24：大佛光寺全景（大正十一年九月小野玄妙氏照相））

梁思成进入“佛光真容禅寺”，看到肃穆庄严的大殿，凭借丰富的学识和经验，一眼就断定这是一座比他们以前所见更古老的建筑。

梁思成后来写道：“那高大的殿门顿时就给我们打开了。里面宽有七跨，在昏暗中显得更加辉煌无比......”

经过他们的反复勘察考据，发现殿内梁架上的题记和殿前石幢上的文字都表明这座大殿建于公元9世纪。

（梁思成夫妇考察、测量佛光寺）

至此，中国不存在唐代木构建筑的说法被推翻。这座被遗忘了千年的罕世瑰宝震惊了世界，也由此成为建筑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

当梁思成林徽因发现“中国第一国宝”佛光寺时，激动地在廊下泪流满面，把带来的所有罐头都打开了庆祝。

“很多年后，母亲还常向我们谈起当时他们的兴奋心情，讲他们怎样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无数蝙蝠扇起的千年尘埃和无孔不入的臭虫堆中摸索着测量，母亲又怎样凭她的一双远视眼，突然发现了大梁下面一行隐隐约约的字迹，就是这些字，成了建筑年代的确凿证据......”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梁思成收到日方主办的“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他出席会议。他不肯与侵略者沆瀣一气，立即带领全家长途跋涉来到昆明。

一年后，他们又搬到四川南溪县的李庄乡下，这时，“营造学社”的经费来源断绝，有时连工资也发不出。

（营造学社在四川李庄的工作室，后为梁思成）

林徽因患了严重肺病，长年卧床不起，他自己也得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步履蹒跚，行动不便，全家陷入了贫病交加的境地。

（李庄时期病中的林徽因和两个孩子：粱再冰和梁从诫）

当时美国有好几个学校和机构邀请梁思成全家去美国工作和治病，但他表示：“国难当头，绝不离开祖国。”

在李庄时，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挚友、美国的费正清曾专程前往探望，费先生见到思成夫妇后百感交集。

他后来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写道：“二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再度重逢，他们却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但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

无论是在世道蹇难中，还是百病缠身时，都无损于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就是在抗战时期，梁思成仍抱病用英文写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

（《中国建筑史》手稿）

1946年10月，美国耶鲁大学聘请梁思成去讲学。

他带着《中国建筑史》和《中国雕塑史》的书稿、图片，将自己踏遍祖国大江南北，穷极十几年光阴结晶而成的研究成果，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珍宝展示在国际学术界面前。

（1947年，梁思成（前排右二）在美国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中国顾问时的工作照）

他以丰富翔实的数据、鞭辟入里的分析博得了国外学术界的高度赞扬。

（梁思成和国际建筑大师们在一起）

当时很多朋友劝他留在美国，但梁思成夫妇还是回去了。

作为建筑学的专家，他们面对那么多城池毁于炮火，无法做到置之不理、一走了之。

1948年在平津战役前，梁思成绘制了《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使北平古迹免遭炮击，妥善地保护了北京的文物和古城墙。

解放后，他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一职，负责中南海改建，并组织和参与了中华人民国和国国徽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他被尊为建筑学界的泰斗。

（梁思成卧病在床与林徽因商量设计国徽）

投身于新中国建设的洪流中，他充满了豪情壮志：“差不多每天都在兴奋激动的心情中度过高兴愉快的一天。”

1952年9月14日，北京，建筑学家、作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清华园家中会见英国建筑师斯金纳。

但他的宏伟蓝图还未充分铺展开，一场方兴未艾的运动便开始了。

1953年5月，北京市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亦呈“星火燎原”之势。

梁思成因提倡以传统形式保护北京古城而多次遭到批判。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毁于一旦，梁思成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梁思成构想中的北京城墙立体公园）

他为此痛心疾首，发出锥心泣血的呼吁：

“古建筑绝对是宝，而且越往后越能体现出它的宝贵！”

“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但他的大声疾呼被置若罔闻。

拆墙就在他和林徽因的眼皮底下开始了。巨型的推土机和铲车，轰隆隆驶过，曾固若金汤的城墙，曾巍峨而立的牌楼，在重性机械的冲撞下，碾压下，顷刻间成为断瓦残垣，古老的城池，祖先的遗迹，就这样灰飞烟灭。

（正在拆除中的东四牌楼）

还有什么能比捣碎这些伟大的名胜古迹能让身为建筑学家的他们更心痛的呢！

林徽因未曾痊愈的肺病，由于义愤填膺而雪上加霜，终告不治，于1955年饮恨长逝。

林徽因去世的当夜，表示有话要对梁思成说，却被护士以夜深为由拒绝。

她先他而去，已赴黄泉的她不知道还有更大的劫难在等着梁思成。

雷霆万钧，横扫所谓“牛鬼蛇神”的十年浩劫期间，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游街，最后被赶出清华，下放到江西农场。

（1956年，周恩来在中南海和梁思成（右二）等讨论科学规划）

梁思成本来身体就不好，二十多岁时因在“国耻日”去参加示威游行，被汽车撞飞，这场飞来横祸最终导致梁思成左腿骨折、脊椎受伤，落下了跛足的残疾。并且因为脊椎病，他不得不长期装设背部支架。

病体支离，虚弱到不能站立和走动的梁思成，每到批斗会时，都要坐在一辆全清华最破的手推车上去接受批斗。

他形销骨立，如风中的残烛，在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前，他无力亦无法为自己去申辩；在声色俱厉的批斗声中，他悲怆而又平静地接受着那个时代加之身上的狂风暴雨。

每次被批斗完，梁思成都面如土灰，气息奄奄，长时间缓不过气来。

他曾经绝望地对家人说：“抗战八年，我跋山涉水，先长沙，后昆明，再李庄。面对饥饿与疾病，我过关斩将，终于迎来了胜利之日。现在看来，我是过不了‘文革’这一关了。”

一语成谶！

1972年1月9日，一代建筑学宗师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早在八十多年前，郁达夫就曾说过：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当曾经的中流砥柱成为一个民族的丰碑，当曾经的黄钟大吕成为一个时代的绝响，愿不能忘却的纪念成为镌刻的铭文：

赤子不凋，大师永存。

作者：世界华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