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博士生自杀了人人都成了凶手

去年12月25日圣诞节，走出湖北农村、一路来到西安交大的寒门博士杨宝德在冰冷的灞河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有什么比努力上进的如火青春戛然而止更令人惋惜？

杨宝德的死，惊醒了不少人——我们恍然发现，原来，最近新闻上不断涌现出这些扎眼的标题：

“哈佛大学27岁博士因学术压力过大服下氰化钾自杀”；“非正常死亡的留美博士唐某某生前曾透有自杀的念头”；“武汉大学34岁博士生在家用电线自杀”。

“物以稀为贵”。

1978年，中国只有18位学生修习博士课程，那时候“Dr.”是一小部分人引以为傲的特殊头衔。

时过境迁，如今，中国俨然成为全球“出产”博士最多的国家，高等教育普及起步较晚的我们，博士“产量”超英赶美，过去十年几乎每年都翻倍增长。

博士群体逐渐壮大，有一个问题，也顺其自然地开始困扰越来越多的人——被符号化的博士们，生存现状是怎样的？

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博士生（PhD）这个群体并非像本科生和硕士生那样较为单纯地读书上课。

博士似乎更像是一份工作，除了上课，还需要做实验，写paper，给导师做项目做助教、研究助理。

今年是我读PhD的第一年。

回顾这一年，我想过的最多的问题，是自己当时为什么选择了读博这条路。

为什么要读博？

我出生在一个传统家庭，记忆里小时候被长辈表扬的原因，大多是考试又考了第一名。

渐渐地，考好的成绩潜移默化地成为了我心中定义优秀的标准答案。

在家人的鼓励下，本科毕业后，我申请了美国大学的PhD项目，加入女博士行列。

读博的过程虽然还没掉光头发、也没想象中的压力山大，但更多的是迷茫和不快乐。

开学第一次见导师，他问我：

“你为什么要读PhD？”我脑海里闪过无数答案，最后却是空白。

扪心自问，与其说真正热爱科研，不如说我选择读博是一种向家人和朋友证明自己的方式。

有人说，博士这个头衔，是高级的代言词。

长久以来，它是一个符号，犹如女孩子的铂金包，虽然贵，但很多人砸锅卖铁也想买一个，作为收藏。

收藏它，可能不是因为真的觉得它有多好看。

收藏它，可能只是因为它的标价让人有成就感，可能只是因为周围的姐妹都有铂金包，我不好意思背Coach。

学历，从某个层面上来说，又和奢侈品有多大区别呢？

曾经，一人考上大学、全村敲锣打鼓；现在，每年参加高考人数近千万，超过82%的考生能被录取，“大学生”早已不是什么“珍稀物种”。

学历通货膨胀，我们的“教育自豪点”也随之水涨船高：当考上大学不再值得炫耀，一个出人头地的方法，就是考更有名的学校、刷更高的学历、跟更牛的导师，甚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样才能标榜我们跟普通的大学生不一样。

博士中、至少我身边的博士中，有不少像我一样遵循家人期许亦或是为了逃避就业和社会压力而选择读博的人。

做科研不是我们的毕生追求，拓展人类知识领域也不是我们的终极梦想。

我们不一定快乐。

我们选择读博，只是习惯了跑在前面、习惯了不输给别人，起码是在很容易量化的教育头衔上。

然而，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一旦上了道，读博的机会成本往往是巨大且不可逆的。

二三十岁，往往是会产生量变和质变的年纪，在这个年纪读博，每走一步，都时常充满纠结和压力。

诚然，每个职业都有压力，但压力的大小是相对的——同样的工作，有人备受折磨生不如死，有人乐在其中甘之如饴，除了个体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同，更重要的是--适不适合。

如果你问，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读博，一千个在读博士也许会给你一千种答案，但他们的答案里我希望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共同的关键词--热爱科研。

我所见过在的领域内有所成就的博士生们，对专业都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甚至疯狂。

那是成百上千个遇到瓶颈想要放弃的日夜里，又转念坚持的最初动力。

这种动力，是最强烈的，也是最持久的。

对这些蒋南翔、钱钟书、季羡林们，我敬佩；对成不了他们、或者根本不想成为他们的博士生，我也不责怪。

毕竟，在这个诱惑越来越多的世界里，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好像越来越难了。

读博短则四五年、长则七八年，这期间，同龄人或者选择进入职场拼搏，或选择相夫教子的家庭生活：之前的同学有的创业公司上市，有的二胎都上了幼儿园，有的微商发家、坐拥千万。

虽然嘴上不说，许多博士生的心里多少都会有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

但大多数时候，因为倔强的骄傲，博士生们还是会故作轻松地笑着说：“我过得很好哦”；还是会宽慰自己：别人挣再多钱，没文化也不过是“土豪”而已嘛，有多少暴发户削尖脑袋想来高校镀金的，我学历比他们高，所以还是比他们牛。

博士生们常说，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会走完。

真正热爱这条路的人，即使磕出血跪出泪，心里不是伤口而是勋章；被迫走上这条路的人，只要跌了一个小跟头，往往要么哭哭啼啼、犹犹豫豫地浪费时间，要么咬牙切齿、苦大仇深地发力过猛。

如果是这样，我劝你别再“卧薪尝胆”、别再“曲线救国”，我只愿你早点“调头”。

博士生的苦，对谁说？

找好出发点，读博之路就一定一帆风顺了吗？

刚刚离我们而去的寒门博士杨宝德，对学术和科研非常热爱，一心渴望成为一名高校教师。

杨宝德去世的噩耗传来，从同学，到朋友，甚至父母，都震惊地表示这一切发生的毫无征兆。

杨宝德的家人回忆，孩子读博后，跟家人的交流越来越少，每次打电话也越来越短；他的好友也表示，杨宝德“脸上的笑容变少了”。

然而，纵使因为种种问题一肚子烦恼，杨宝德对家人永远是“报喜不报忧”。

这可能一是因为高考失利，他始终卯着劲儿，想通过研究生和博士期间的成就“找”回来；二是因为，杨宝德知道，他今天孤独远行，承载着千里之外的家人无限的期许

杨宝德的亲戚感叹，“他们（杨宝德的父母）从人上人又跌到了最下面。”

这“人上人”，总觉得听起来怪怪的——杨宝德的成功，让父母成了“人上人”，他亲手给父母戴上了勋章；更有甚者，这一个博士肩上担起的可能不仅是父母的荣誉，还有爷爷奶奶七大姑八大姨，乃至全村、全镇。

背着这么多光环走上神坛，他不敢让家人担心，他不能说，“妈妈，我在外面遇到困难了，爸爸，我坚持不下去了”；他不善表达，没有寻找合适的发泄渠道，只能让矛盾和纠结在自己的怀里逐渐发酵。

可能，他只有在女友面前才能偶尔喘息、舔舐伤口、展现自己脆弱的一面。

我读博之后，尤其是进入课程较少、科研为主的阶段以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和外界隔离了，人际关系原子化了。

有时泡在实验室，和书本、和文献、和器材、和电脑打交道，一整天不需要说一句话；有时想找人倾诉，却发现周围本就狭小的朋友圈，没人有时间陪我聊。

孤独久了，可能会出毛病的。

曾经在知乎上看到有人问：

我觉得又好笑，又后怕，怕自己今天的轻度焦虑和抑郁，变成明天的猫叫和狗叫。

大学生心理问题层出不穷，很多高校已经设立了心理健康帮扶机制。

然而，一项对浙江七所高校的调查表示，由于认识不到位、定位不明确、机制不规范等问题，高校心理帮扶工作开展并不算一帆风顺。

比如，在受访者中，曾经求助“心理委员”的高校学生，仅有不到10%。

有些实则需要帮助的学生，选择“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如果是这样，我劝你别再硬撑，别再怕愚昧的人因此说你不行，我只愿你遇到困难寻求帮助。

博士狗，是谁的狗？

博士生总调侃自己是“博士狗”，可能不止是学业压力大累成“狗”，可能还是因为，自己的脖子上总是有个项圈，项圈上有条绳儿，握着绳儿那端的，是导师。

说好听点，博士们把导师叫做“老板”，因为能否毕业、能否发论文这样的生杀大权几乎都掌握在导师手中。

《中国青年报》报道，杨宝德在转到“博导”周筠门下后，曾经向别人倾诉：“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

杨宝德不擅长拒绝人，所以当被导师要求放下手中的科研任务，到家里打扫卫生、陪同购物、洗车、挡酒的时候，他再纠结、再不甘，终究也还是去了。

一而再再而三地因为导师私事分散精力，没有时间搞学术的杨宝德越来越焦虑，越来越痛；他说，感觉自己一事无成，甚至无颜面对硕导。

最终，无助的他走上了绝路。

据新华社消息，得知杨宝德死讯后，博导第一时间将杨宝德家属拉黑。

曾经“好用”的学生，用坏了说扔就扔了。

杨宝德的女友直言不讳地说，男友的死，他的博导周筠应该负七成责任。

1月19日，西安交大方面回应称，周筠让博士生处理私事属实，目前校方已经对周筠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并取消其研究生招生资格。

有人说，这罚得不够重。

那请问你觉得该怎么罚？

退一万步，把西安交大的周筠罚得倾家荡产、永远不得站上三尺讲台，怎么能不保证明天、后天，没有东安交大北安交大南安交大的王筠李筠张筠？

周筠的微信群，不是“学生群”，不是“师门好友群”，而是“粉丝群”。

只要有学生使出吃奶的力气“众星捧月”，即使惩罚的震慑力再大，毫无顾忌坐拥一切的周筠们也会层出不穷。

几千年人情社会造成的模糊的边界感，不是一朝一夕、喊几句“整顿教师队伍”口号就能改变的；再说，需要改变的，又岂止是教师队伍。

有的导师牵着“狗”，有的“狗”争相想被导师牵：当大家都送礼、我不送，当大家都帮导师挡酒、我坚决不喝，当大家都前仆后继到导师家打扫卫生，我拒绝，我害怕的是我从此“不受提拔”。

这样的风气，对于愿意走任何捷径早早拿下博士头衔的人来说，再好不过；可对于真的一心一意想守住象牙塔做学问的人来说，是莫大的折磨。

如果是这样，我劝你别再忍辱负重、别再曲意逢迎，我只愿你挣脱绳索。

博士毕业了，然后呢？

我曾抱怨读博太冒险，快三十岁才能毕业正式踏入社会，错过了拼事业的黄金期。

朋友安慰道：

“博士出来你的平台就会很高了呀，不用打拼就可以坐享其成了。

”如果在读博前听到这句话我也许会很赞同。

因为学历最容易量化，也往往是大公司从茫茫人海中遴选人才的第一道“槛”。

博士学位所代表的学术成就，被认为是一笔重要的人力资本，是跻身社会精英的垫脚石。

于是就不难理解有些人将读博看做一种投资，认为不管合适与否，投资几年的青春拿到学位就可以登上金字塔的尖端。

但这其实可能是一个泡沫。

首先，投资有风险，更何况，学术地位与社会精英之间的等号其实并不清晰。

学术是一个单向垂直的过程，而职场上还要靠多向交叉的人与人的交流合作。

知识储备是硬技能，沟通协作的软技能则是一个学位所无法全部给与的，也是用硬技能当了敲门砖以后，决定你能不能往上走的。

高学位不代表个人智慧，更不代表职场情商；盲目迷信它，只可能让人在高不成低不就的怪圈里无法自拔。

另外，在现在的美国，高校的教职名额已经较为饱和，能拿到Assistant Professor（助理教授）已经相当不容易。

身边许多师兄师姐即使历尽千辛万苦拿到PhD学位后，发现自己当初期待的工作待遇并没有达到，只好继续读博士后，再艰难地找教职。

助理教授通常都有三到七年试用期，这之后，可能被提升为副教授并拥有终身职位，也可能被停止雇佣。

随着博士生数量的增长，助理教授职位的竞争愈发激烈，但助理教授的职位空缺却基本保持恒定。

美国高校教师的薪资也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样成为收入金字塔尖的top百分之十几。

相比硕士毕业的同龄就业者，博士薪资的中位数与其相差不大。

所以说，如果你的目标是改变命运日入斗金走上人生巅峰迎娶白富美/高富帅，那么一个博士学位并不能带给你这些。

在美国，导师跟我的一次谈话让我印象深刻。

他说美国人普遍认为读博的目的一般只有一个--想要做学术。

在中国，我们说寒门学子唯有靠读书改变命运。

我们的社会，无形之中在用学历为博士生们制造一个巨大的泡沫和幻象。

追求知识本身并没有问题，不断探索拓宽人类知识边界的人是值得所有人敬佩的，教育的确会赋予人许多知识以外的东西，比如更广的视野、良好的品性和感知爱的能力。

危险的是，将读书理所当然地看做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莫将读博当作赌博。

博士这个词（PhD：Doctor of Philosophy），译为哲学博士。

哲学博士并不一定修读“哲学”学科，而是对其知识范畴的理论、内容及发展等都具有相当的认识，并在该范畴内对学术界有所建树，对该学科的研究已经达到其哲学层面。

除了“博士”光环，如果人们能够更多地回归到“哲学”，回归初心，是不是可以更好地回答上面的几个问题呢？

常有想留学的人问我，美国怎么“考”研、怎么“考”博，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在美国，每个负责任的录取决定都要仔细评估五六七八九个文件，升学叫“申请”；在中国，资源和制度现状决定标准化考试才是主导选拔方式，这时候，升学才叫“考”。

通过标准单一的“考”的方式跳上龙门的鲤鱼，很多都是同一种类型——强壮，但桀骜不驯。

这也拉开了他们和其他人的距离。

他们看别人，是一群“无知小白”；

别人看他们，是一群“毒男剩女”：

对男博士，人们会问你头发还在不在、年纪多大了有没有女朋友；

对女博士，人们会下意识地把你划分为除了男人女人以外的第三种生物，觉得你一定是不修边幅、目光呆滞的眼镜学霸脸。

甚至在博士之间，也有刻板印象与鄙视链：如果你长得有点好看，喜欢游山玩水穿衣打扮，哦，那你学术科研一定不太靠谱。

所以，博士生和谁都互不理解、互不妥协，就诞生了这样一个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是奇葩都去读了博士，还是读博士让人变得奇葩”？

奇葩属性终究不是骨子里带出来的，是成长过程中养成的，也是人心和社会的观念定义出来的。

被人打上奇葩的标签，博士心里也是苦的。

这怪谁呢？

能够勤勤恳恳读博的人，我是敬佩的。

但有多少人其实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只是随波逐流地在追一个泡沫一样的梦？

旁观的人，一面给他们一座泡沫做成的神坛和光环诱惑着博士生们，一面疏远甚至唾弃着戴着光环爬上神坛的他们，还在他们前行的路上一根稻草一根稻草地给他们增加压力。

那些曾经毅然决然想要爬上神坛的人，即使决定了要走这条路，有多少人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倒，撑不到最后、半途而废；更有多少人不敢在众目睽睽下面对自己的“软弱”，明明体力耗尽却不敢退出，在不必要的痛苦和纠结里，越陷越深。

最终，泡沫破裂了。

博士生摔得粉身碎骨。

博士生们，请在泡沫破裂前学会自救，你已经不再是需要别人表扬的孩子，而成年世界的魅力恰恰在于，你手里握着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力。

提到博士，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的不再只是一个符号，而读博的人少一些不必要的迷茫、能够清楚地定位自己、自由地追求梦想。

中华文化从古到今对知识的渴望和尊重，毋容置疑是我们进步的根源之一，也让走出国门的华人往往成为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较高的少数族裔。

但别让这样的渴望和尊重，绑架了我们的博士生。

毕竟，一个博士生死了，人人都是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