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积累谈什么批判性思维？

黄玉峰先生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教育领域的先锋。

他是复旦附中的特级语文教师、上海写作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

他被称为“语文教学的‘叛徒”，50年来义无返顾地探索语文教学改革新路。

年逾古稀，却又出任中学校长，想要实现更大的教育抱负。

让我们再次走近这位老先生，感受“批判性思维”中蕴含的理性主义和宽容精神。

*文章较长请耐心阅读

“批判性思维的基础是积累”

我们进了复旦附中校园还是等了会儿黄玉峰老师，他还没下课。

刚入古稀之年的他还在复旦附中的讲台上教书，负责一个高一班级的语文教学。

自21岁开始在松江教书，四十余年来，黄先生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教学经验，对于语文和教育，他也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看法，是当代基础教育领域的一位大家。

此前，从他几篇文章里读到他多次提及批判性思维，所以我就请他多聊一聊他对批判性思维的认识。

黄玉峰认为批判性思维的基础是积累，没有积累，就无法展开批判。

这是他对批判性思维的一个首要看法。

黄玉峰自己对鲁迅的阅读反思最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黄玉峰在文革时期因为写标语漏写了一个字而有了两年牢狱之灾，在牢中，他只能接触到毛选和鲁迅的一些著作。

1970年一出狱，他就买了一套鲁迅全集来读，“如饿汉扑在面包上”。

从此读鲁迅、教鲁迅成为黄玉峰的一项人生功课。

直到新世纪来临之际，有次读林语堂日记，他发现了鲁迅身上的“恶”，他对别人的刻薄和不宽容。

（《南都周刊》记者黄修毅2010年曾对黄玉峰有过一次专访，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他对鲁迅认识的思想转变。）

黄玉峰说自己之所以敢对批评鲁迅，是因为他自己至少通读过两遍的《鲁迅全集》。

研究鲁迅的作品很多，但真正让黄老师佩服的是朱正的《一个人的呐喊》，他对鲁迅的考证很全面。

所以，黄玉峰所谓“积累”，首先是指充分占有研究材料，而且是第一手材料。

黄玉峰如此重视“积累”，攀谈下来，我有一个印象，这跟他早年所受到的发蒙有关，也跟他此后对于儒家教育传统的体认有关。

说起自己的发蒙，黄玉峰颇为动情。

年幼之时，他遇到两位蒙师。

一位是他的邻居，曾经在国民党军中做过秘书，饱学诗书，另一位是更老的先生，是前清秀才，在商务印书馆做誊抄，写得一手漂亮的馆阁体。

他向他们请教如何做学问，得到的方子就是背诵。

黄玉峰就是这样在前辈的指导下打下了古文底子。

也许正因为自己熟悉传统文史，诗词典故信手拈来，深得古典文化其中三昧，所以黄玉峰在教授古诗文时，非常重视熟读背诵这个老法子。

但是他说背诵重要，倒也不是要学生死记硬背，为背诵而背诵，也不仅仅是为学生打造一个为文造句的基础。

在即将推出的新作《上课的学问》里，黄玉峰凭着对李白作品和生平的深入研究，“对他的九百多篇作品、基本上每一首诗、每一篇文章都看过”，对《梦游天姥吟留别》做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认为这首诗“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游仙诗，而是一首发牢骚的赠别诗”，

而李白本人也不是如他自己在诗里所说的那样不愿意“摧眉折腰事权贵”，其功利心非常之强。

对于黄玉峰的论证，或可商榷，但足以成一家之言。

但就其方法而论，说这种以作者生平证诸文本的办法，大体上就是传统的考据学也不无不可。

事实上，在熟读中国传统诗书的黄玉峰看来，批判性思维也并不全然就是西方的舶来品，传统文化里就有它的影子。

他引用《论语》为证：“听其言而观其行”、“是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

黄玉峰所谓“积累”，除了背诵这种形式之外，据我理解，更本质的含义是阅读。

几十年下来，黄玉峰对教语文的基本看法就是，把自己的体会告诉给学生，让学生也喜欢；用各种办法，“无所不用其极”地哄骗、引导学生阅读。

为此，他给学生用蜡纸刻过李泽厚的《美的历程》、高尔泰的《寻找家园》，给学生开书单，《爱的教育》送学生人手一册。

阅读既要有深度，也要有广度。

阅读一个作者的大部分乃至全部作品，这是深阅读，像黄玉峰自己读鲁迅、读李白就是如此，深阅读能够把握住一个作者的思想和作品全貌；在一个作者之外，再读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和作品，这是广阅读，广阅读能够帮助厘定一个作家在所处时代的位置。

“我起先觉得鲁迅很好，后来我看了胡适，我觉得胡适讲得比他对。”跟这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在比较阅读了鲁迅和胡适之后，他选择接受了胡适。

"你自己一定要有东西出来"阅读积累是批判性思维的第一要义，黄玉峰说第二要义便是理性的作用：“批判性思维不是想批判就批判，你自己一定要有东西出来，你要和现实结合起来、和生活结合起来，还要看两种意见、三种意见。”

对于黄玉峰的这番话，我的理解是，“和现实、和生活结合”是讲事实，话说得再漂亮、不能脱离事实；“看两种、三种意见”是讲逻辑，对听来的各种不同意见要进行分析推理辨别。

这就是理性的作用，启蒙主义者所提倡的东西。

黄玉峰举了《纪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做例子。

该文多次入选课本，已经成为经典。

他对该文涉及的“女师大风波”事件跟课本有不一样的观点。

课本完全从鲁迅和“进步学生”的立场出发，在脚注里将杨荫榆说成了一个可怜的反派角色。

黄老师则说问题有它的复杂性。

当时杨荫榆和学生的矛盾源自她治校太严；她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人的直接原因则是因为她们未按时返校；而鲁迅等浙江派教授之所以反对杨荫榆也牵涉到教育界的权力斗争，有朱自清、周作人等人的文字为证……

黄玉峰自己是这样读书的，他也是这样去教书的。

丰厚的学识，深刻的洞见，使他颇受学生爱戴，人气很高，学生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六爷”。

而在阅读之外，在体制给出的有限空间里，黄玉峰在演讲和写作领域也进行了批判性思维的教学尝试。

教材里有一篇课文是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

黄玉峰认为与其花上两节课的时间去一句句来做分析，不如借此机会锻炼下学生的演讲能力。

围绕演讲这个形式，他把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鲁迅的《在厦门平民学校成立会上的讲演》、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这些文章都被他聚拢来放到学生面前；学生需要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讨论出演讲稿该怎么写，然后上台演讲。

从所教的2000级开始，黄玉峰还一直在尝试另外一种写作方法——直接让学生们写学术论文。

学生们论文写完之后，他请来清华、北大、复旦的教授们，让学生进行答辩。

然后，黄玉峰选出其中特别优秀的五篇文章，打电话联系清华招生办寄给他们。

而最后的结果是，经过特别组织的面试和笔试，其中三人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

出于各种原因，黄玉峰后来的学生里再也没人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大学的，所以，那成了一次空前绝后的尝试。

但是，他一直在他所教的班级里尝试这种学术写作。

今年所教的这个班，他给学生布置的写作任务是民国人物研究。

他的要求议论、记叙不限，但一定要有观点，以材料来说明观点，而且不能抄别人的观点。

有一个学生写汪精卫的情感世界，写他投身革命时，如何立志不婚，后来又如何和陈璧君产生了故事，从他的爱情观写他的人格。

言语间，他很欣赏这篇文章。

“批判性思维还有一个人格问题”黄玉峰还认为批判性思维与批判者主体的人格有关。

“如果一个人不是与人为善的，是邪恶的，你即使有批判性思维，你也不会是批判的，不是真正的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不是有戾气，有很多人把骂人叫做批判。

骂人是骂人，批判是批判，这个我们要分开。”

黄玉峰相信与人为善这种做人原则是常识问题，对于中国近当代历史上动辄祭起“思想批判”这种武器深恶痛绝。

在此意义上，他越来越觉得胡适这位美国博士的可爱和重要，而对鲁迅多有批评。

“我很佩服胡适，他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主义是很空的，问题是很具体的。

质疑不是人云亦云，不是老生常谈，不是道听途说。”

这种批判性思维的精神资源不仅仅有胡适，黄玉峰对于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一日三省吾身”的修身也有所继承。

“有批判性精神的人自己也要有人格魅力。

你天天指手画脚，说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可是自己也做这样的事情。

那你的批判不会彻底。”黄玉峰也常常在文章中和谈话里引用陈寅恪为王国维所撰碑文的那两句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他说这也是他对学生的希望。

对于黄玉峰所理解的批判性思维，我是钦佩和赞同的。

出于语文教师的职业本能，他对于阅读积累的强调甚过理性思维也可以理解，他讨论的实质上是语文阅读教学里的批判性思维。

在另外的场合里，黄玉峰也对批判性思维的思维特质做过一定的剖析，比如那篇流传甚广的《如何看待经典及如何看待思辨》。

尤为称道的是，他从传统里汲取思想资源，使批判性思维这个新名词和传统搭上了关系，让人生出几分熟悉和亲切来。

批判性思维教育的思想资源我向黄先生请教，他是何时接触到批判性思维的，又读过哪些有关批判性思维的书籍。

他说已经十几年了，具体看过什么书得到的这个概念倒是不记得了，但是他又跟我讲，过去读过的卡尔·波普尔《20世纪的教训》、奥威尔《一九八四》等文学哲学类作品里都蕴含着批判性思维

（后来黄先生还跟我提及过他早年发表过的一篇文章《知识、意见及其他》，我从知网上找到，他在里面也提到了美国学者莫蒂默·阿德勒的一本《西方名著中的伟大智慧》）。

这印证了我之前的猜测。

在目前的教育体制内部，黄玉峰展开这种单打独斗式的批判性思维教学，所依托的思想资源只能是自己的思想阅读积累——也正因为如此，他特别强调积累的重要。

从我们的聊天内容来看，他的批判性思维思想来源有三：

• 一是“五四”以来，以鲁迅、胡适为各自源头的现实批判精神和自由主义思想（虽然黄老师对鲁迅多有批评，但是在我看来，他的这种批评精神也正是鲁迅的精神遗产）

• 二是西方十八世纪以来的哲学和教育思想，其中有启蒙主义所推崇的理性传统（包括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模糊点说就是讲逻辑和讲事实），也包括对批判性思维本身的认识

• 三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本民族思想传统

在目前的中国基础教育界，在进行批判性思维教学探索的，黄玉峰不是孤例。

除了他之外，比较突出的代表人物还有北京十一学校历史教师魏勇，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师余党绪等人。

但正如前面所说，由于思想来源驳杂，他们对于批判性思维的认识都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和差异，像余党绪老师就是受鲁迅影响较深。

在总体上，他们所开展的批判性思维教育带有很强的知识分子情怀和启蒙色彩，上承新文化运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未竟的启蒙任务，针对目前的教育现状，自觉把培养学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当做自己的教育使命。

批判性思维所包含的不仅有西方哲学自启蒙时代所确立的理性主义传统，也有房龙等人文主义大师们所发明的宽容精神，这既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思维方法的总结，又包含了人类对于由理性主义至上所导致的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等诸多灾难的反思。

个人的解放和自由需要理性主义，社会的和解和建设则需要宽容精神。

我们的学生不仅要成为一个有思想有感情，身体健康、人格健全的个人，他们更要成为这个社会的参与者、协商者、建设者、推动者。

提倡批判性思维教育可谓正当其时。

我们需要将批判性思维贯彻到我们的课堂里，使得学生的阅读、写作、演讲和辩论上都能运用到批判性思维，让培养批判性思维成为教育的一个核心任务。

在黄玉峰的课堂上和书本里，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理性主义和宽容精神的曦光，我们期待教育界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成为它们的光明所在。

本文授权转自WE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