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名门望族、显第世家颇多,然彪炳《辞海》为名人世家者,仅江西修水(古称义宁)陈宝箴一族。
国学大师吴宓曾撰文称赞义宁陈氏:“一家三世,为中国近世模范人家……父子秉清纯之门风,学问识解,惟取其上,所谓文化贵族。”
清末湖南巡抚陈宝箴、同光体诗代表人物陈三立、画家陈衡恪、史学大师陈寅恪和“中国植物园之父”陈封怀,这五个人,就是著名的“陈门五杰”。
义宁陈氏四代五杰的百年传奇,烛照出中国近代文化人命运的缩影……
在广纳中华文化之精粹的新编《辞海》中,陈门五杰的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和陈寅恪祖孙4人,同时享受到了“分立条目”的待遇
陈宝箴(1831-1900年)
晚清湖南新政的领军人物,湖南巡抚。
陈三立(1853-1937年)陈宝箴之子。
清末“维新四公子”之一,诗人。
陈衡恪(1876-1923年)陈三立之子,
诗书篆刻俱佳。
陈寅恪(1890-1969年)陈三立之子,
清华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
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
“三百年来仅此一人”。
再加上陈衡恪之子陈封怀,
这五位闪耀中华的人物,祖孙四代,一脉相承,身上流淌着同样一份热血和情怀:他们谱写了一段声名显赫的家族历史,一段四代精英的辉煌传奇,一份可歌可泣的家国情怀。
义宁陈门五杰: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陈师曾、陈封怀
陈宝箴
不为一己谋私利,但为万世开太平古有“吴头楚尾,粤户闽庭”之说,讲的便是赣鄱(gàn pó)大地——江西。
陈宝箴祖籍江西。
1852年的乡试,21岁的陈宝箴中了举人,并深受两湖总督曾国藩的赏识。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冲天大火,陈宝箴在一家茶楼亲眼看到浓烟从西北冒出后失声痛哭。
他放弃科场,投身军旅,后官至湖南巡抚。
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期,以富国强民为己任,建树颇多。
湖南新兴事业蔚然而起,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陈宝箴悲愤交加,长叹:“无以为国矣!”他不畏强权,屡为国事上疏,又大力推行新法。
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骨干陈宝箴遭到惩处: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后陈宝箴被赐自缢,他死前心若寒冰地留下遗嘱:“陈氏后代当做到六字,不治产,不问政。”因此,陈宝箴之后,陈家再也没有涉足宦海。
不为一己谋私利,但为万世开太平陈宝箴的民族大义精神,深深影响了儿子陈三立。
陈三立
处世先立身,做事先做人。
陈三立,“维新四公子”之一,在诗赋方面造诣甚高,是近代同光体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有“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之誉。
在陈宝箴主持各项维新举措时,陈三立遂侍左右,得其父言传身教。
1882年,礼部侍郎陈宝琛主持了一场乡试,批阅时,一份考卷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份考卷不以时下最流行的文体作答,而以散文体写就妙文,洋洋洒洒,一气呵成。
陈宝琛读完大加赞赏。
破例将其录为举人,这名考生就是陈三立。
1889年,陈三立中进士,同父亲陈宝箴一起在朝为官,为维新运动四处奔走疾呼。
1898年戊戌政变后,陈三立因“招引奸邪”之罪被革职,返回江西。
此后,政途之上再无陈三立,而文坛上冉冉升起一颗新星。
陈三立也将自己对国家的一片赤诚,转化为对后代教育的呕心沥血。
1903年,陈三立办了一所家学,为了供课堂之用,陈三立果断决定:“将我的住宅让出办学。
”他更以远大的眼光聘请了外国教师,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还废除"八股文"和跪拜礼节,禁止死背课文及体罚学生,大开创新式学校的先例。
曾有几位学生问陈三立怎样才能写好诗?
散原老撒下一片阳光:“你们青年人,目前的任务是怎样做人。
”处世先立身,做事先做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战火波及北平、天津,众人纷纷携家逃离,而陈三立却说道:“我决不逃难!”当时日军气焰嚣张,有人就说中国必败,陈三立听说后怒斥:“中国人岂狗彘耶?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
当时,陈三立的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三立痛骂郑“背叛中华,图功利”,当即与之断交。
后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
日军欲招纳陈三立,百般游说,皆不应许。
侦探日伺其门,陈三立大怒,呼佣人拿扫帚将其逐出。
从此绝食五日,忧愤而死,享年85岁。
陈衡恪
文人作画,第一人品,第二学问。
陈衡恪,字师曾,号槐堂,又号朽道人,是民国初年天才横溢的画家,美术家,艺术教育家。
6岁那年,陈衡恪随祖父乘轿游西湖,见湖面荷花盛开,小小的陈衡恪竟不知不觉在轿板上用手指画荷花。
回家后,陈宝箴给了陈衡恪笔墨纸砚,让懵懂的陈衡恪学习画画,陈衡恪和绘画的缘分就从这时开始。
民国初年,北京金石书画之风大盛,陈衡恪的花鸟画脱颖而出,他的画作取百家之长而别具一格:画兰花,笔下的兰花仿佛在风中摇曳;画竹子,干亭亭而叶潇潇;如见其动,如闻其声;画山水,不学时流而另辟蹊径。
陈衡恪秉承陈三立之风,认为画画与做人是分不开的。
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
”陈衡恪的人格也深刻影响了他的儿子——中国植物园创始人之一陈封怀。
陈封怀
我是有国籍的,我的根在中国。
陈封怀在金陵大学就读农科时,就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3年的中国虽有新建的植物园,却没有一座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供植物研究的植物园。
当时,植物学家胡先骕决心要办像样的植物园,陈封怀当即参与寻觅植物园园址,后决定在庐山建立森林植物园。
植物园创办初期,年轻的陈封怀骑着一匹小毛驴,连续几年,无论刮风下雨、冰雪严寒,足迹踏遍了庐山的每一条沟谷、每一片山坡,对庐山上的各种植物了如指掌。
不久,陈封怀又考入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学院,专攻园艺学和报春花分类学。
两年后,他谢绝了英国导师的盛情挽留,毅然返回了庐山。
他对自己的导师说:“报春花的故乡在中国,我的根,也在中国。
”回来的时候,他舍弃了自己所有的行李,却带回了六百多种植物标本。
1948年秋,蒋介石想装饰和宋美龄的庐山别墅——“美庐”。
底下的官员为讨好蒋介石、宋美龄,派了四个人到庐山植物园挖掘红枫。
时任植物园主任的陈封怀挺身而出,义正言辞地说:“红枫不能挖,树木是植物园的,我有责任保护!”、挖红枫的人见陈封怀坚定不屈,只好讪讪而退。
陈寅恪
贯通中西,百年难见的人物“陈门五杰”享誉中华,而其中最为出名的便是陈寅恪。
陈寅恪得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两代人的文学积淀,得长兄陈衡恪以身作则树立榜样,陈寅恪厚积薄发,成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
我国著名古典研究专家傅斯年这样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迎来了四位导师,前三位学者无一不是文坛翘楚: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戊戌变法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才学过人、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而最后一位让人大跌眼镜,无学位,无著作、无文凭的陈寅恪。
众人不禁议论纷纷:“他教得了我们吗?”梁启超笑笑,一语惊诧旁人:“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终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没多久,他就成了轰动清华的人物。
据学生讲:“陈先生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陈先生讲课时七八种语言信手拈来。”
“陈先生讲历史,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就连文字出处都说的一字不差!”
陈寅恪有一套著名的讲课规定:“四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我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后来凡是陈寅恪的课,皆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也来听他的课: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无阻、堂堂必到;每当陈寅恪讲《中国哲学史》,在教室的角落里总能看到哲学专家冯友兰的身影。
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可以向陈寅恪请教,而且一定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的美誉。
吴宓曾不无感慨地说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又因陈寅恪身出名门而学识过人,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盛名之下,陈寅恪始终朴素厚实,谦和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1932年,清华大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陈寅恪出了一篇国文试题——作文《梦游清华园记》,另一题为“对对子”,上联是“孙行者”。
结果“对对子”这一题,一半以上考生交了白卷。
对出“胡适之”而获满分的考生,仅周祖谟(北京大学教授)一人。
其余答“祖冲之”,“王引之”之类也尚可成对,凡答“唐三藏”“猪八戒”“沙和尚”等都不及格。
当时正是白话文运动蓬勃发展之时,因此有人在报上批评清华大学食古不化,不应出怪题“对对子”考学生。
陈寅恪有理有据地提出四条理由:测试考生能否区分虚字和实字及其应用;测试考生能否区分平仄声;测试考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考察考生思想条理。
这番解释一经发表,“对对子风波”即告平息,陈寅恪的威望可见一斑。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当局为了维持统治,特意派人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陈寅恪办东方文学院,陈寅恪坚决拒绝。
第二年,日方仍不死心,请陈寅恪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面对金钱和威胁,陈寅恪始终不为所动。
不幸的是,陈寅恪患上目疾,医生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这对于一个执笔之人而言,不亚于晴天霹雳。
而陈寅恪却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助手帮助,写成了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步步卓绝,字字啼血!助手黄萱曾感慨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
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1929年6月3日,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陈寅恪首先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这是一种极纯极高的境界,而先生恪守终生。
他的学问、他的独立、他的气度、他的坚毅、他的认真,当之无愧是民国文坛上那颗最耀眼的星。
义宁陈氏在短短几十年间,衍生出“陈门五杰”这样的人物,究其缘由,其实是家族门风的百年积淀。
陈寅恪先生曾说:“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家世信仰之至深且固。”陈氏先祖陈腾远奉行“重信义、轻财贿”,教育子孙要“立仁德之志,操君子之节”。
朱德裳在《三十年闻见录》中赞叹:“吾阅世数十年,所不愧清风亮节者,义宁陈氏足以当之。”是的,陈门子弟用他们坚毅的一生书写的:是刚直耿介的君子之风,是舍我其谁的英雄气魄,是保境为国的民族大义,是俯仰无愧于天地,行止无愧于人心的赤诚精神!义宁陈氏,山高水长!
我们,铭记历史,要为每座里程碑镌刻名字,为每个山峰撰写史志,为每块基石梳理传记——记录所有属于过往但不该被遗忘的教育者。
我们,关注当下,要为每个坚守初心且锐意创新的人抒写年华——记录所有正在行进且不断反思的教育者,以及那些对教育有所启迪的各行各业探索者。
关心教育就是关心民族、人类的命运,而关注和教育有关的人,就是关注其中重中之重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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