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注一掷的中产家庭 孩子长大后像个普通人有多难？

很多家长认为，国际学校读书轻松，所以走体制外教育之路，这篇文章接上篇，上国际学校是为了什么？圈子？投资？ 还是为了让孩子快乐？

你当然希望他快乐，但是你敢给他快乐的童年吗?不敢啊。

给我一个别人的孩子我能这么培养，但自己的孩子，我不敢赌。

我追求的是他走上那99%正常人的道路。

体制外的教育之路“待会儿见到老师，你要主动打招呼噢。”12月13日下午，浦东一所国际学校的招生办公室门口，王华军叮嘱伊伊。

走廊里，几个十几岁的男孩西装革履结伴经过，正是中学部的学生。

办公室装修得像白领写字楼，王华军拉着伊伊坐在沙发上等。

刚还活泼泼碎碎念的伊伊，表情突然紧张起来，说话都换了气流轻声。

她即将面临当天的第二场考试。

早上在另外一所国际学校，她做了一个半小时的英文和数学卷子，送她进教室时，王华军还偷偷拍了张照片留作纪念。

女儿考试时，他顺便看了看下课的学生。

多数是黑头发，他不太满意。

“不过很少有人说中文，都是英文，这点很好。”

王华军两个月前就盯上了各种国际学校的插班报名。

早上那所学校他觉得希望不大，下午这所学费比较高，一年二十几万元，相应竞争没那么激烈，他觉得还有可能。

除了这两家，12月15日还有一所学校要考。

王华军希望，下学期开始，女儿能顺利进入其中一所就读。

王艾也开始考虑给儿子转学了，尽管瑛瑛读的已经是别人打破头都进不去的民办双语小学。

开学三个月，王艾已经被“请”去学校好几次，隔三差五接教师的电话，说他和垃圾桶玩儿，在课桌上乱画，上课接教师的话……

王艾很无奈，瑛瑛在家向来“放养”，家里的墙随他涂，好奇心也重，没见过的都喜欢动一动。

最麻烦的是，他确实不怕老师，被批评了只会一脸懵懂有板有眼地回复，就算不是故意作对，总也不像是个听话的样子。

“就是天真。”王艾总结。

总被老师找，她也慌，认识一个心理学教授，特意带儿子去看。

得到的回复是：心智嫩，虽然已经7岁，心理年龄还在5岁左右。

王艾明白，孩子不是故意惹事儿，也都不是大事儿，甚至不能叫“错误”，只是天性如此。

但她也知道，这所学校里未必有让孩子发挥“天性”的空间。

教师旁敲侧击好几次，建议王艾带瑛瑛去测有没有多动症。

“说是建议，你敢不去吗?为了证明他没有，你也要去啊。”王艾没办法，带瑛瑛去了上海新华医院。

测试结果显示：没有多动症;不过注意力不容易集中。

教师又说，注意力不集中，那要不要去治一下呢?于是，王艾又去考察了一个专做注意力训练的培训机构。

最终没报。

王艾想，年龄大了自然会好，非要花万把块钱去做这种训练，让7岁的小孩定在那儿，有什么意思呢?瑛瑛喜欢英语，自己拿Ipad跟着软件学单词的时候挺坐得住。

还报了三门英语课，不让上都不行。

肯学习，也不是故意惹事儿，她不想把孩子当病人对待。

可瑛瑛要成了“问题学生”，没有玩伴，她也烦恼：“能进这个学校的，都是花了大力气来的，谁也不想出什么差错。

圈子也要从小培养，家长会跟小孩子说，你不要跟谁谁谁玩儿。

家长自己也有小圈子。”

王艾觉得心累。

瑛瑛的三门英语课中有一门家教，教师是意大利人。

和她聊天中，王艾发现对方完全没觉得瑛瑛有什么问题，也很认同发扬孩子的天性和创造力。

这坚定了她让儿子出国读书的决心。

老公原本不同意，他出身农村，到上海读大学，一路奋斗至今已很满足，也想让儿子过安稳无忧的日子。

瑛瑛才7岁，他把以后的婚房都买好了，还希望未来的媳妇能是医生或者老师这种稳定职业。

王艾母亲也不同意，担心孩子小，王艾英文不好，陪读不知怎么过。

真的去了，家里的生意、夫妻的感情……一连串都是麻烦事。

只有王艾一个人坚定不移，说服所有家人，定要让孩子出国。

最初被请家长，她总拉着老公一块儿去：“教育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去了三四次，灰头土脸的，老公也不乐意了。

“就不愿意来。

也开始觉得孩子出国读挺好。”王艾笑得狡黠。

她已经看好了一家民办国际小学，正在准备报名。

如果瑛瑛考不上，听说上海杨浦区新江湾城那边即将新开上海德国学校和上海法国学校，她打算到时候再去试试。

王艾看中的，正是基础教育阶段招收中国大陆学生的两大类国际学校：民办国际学校和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另有针对高中的公立国际班，但2013年教育部明确要进行规范进入政策性收缩。

此外，还有一类国际学校只招收外籍学生。

《2015中国国际学校发展报告》显示：国内这四类国际学校的数量总计597所，属全球之最;其中上海88家，居全国之首。

（编者注：2015年数据，根据新学说数据，2017年国际学校数量为外籍人员子女学校126所，民办国际化学校367所，公办国际班241所）中产阶级对教育的保守与冒进“我不敢赌”

复仁平打算高中送凡凡出国。

他希望儿子能够见多识广，也认同国外的教育理念：“从小的培养并不是追求答案，是方式方法，它让你去思考。”

他将教育比喻为土壤：“不光是为了成才，还有对社会的认知、社交圈的形成、个性的培养……(不同的)土壤上长出不同的东西。

”若等到大学，思考模式和理念已经固化，复仁平觉得太晚。

现在又太早。

孩子还小，他和妻子都是全职，无法陪读。

作为金融从业者，复仁平将家庭海外资产配比纳入考量因素。

儿子出国读书的预算是1000万元人民币，一半留作凡凡从高中到大学的学费、生活费、社交费用等，另一半用于购置房产。

如今他和妻子年收入合计一百多万元，凡凡离初中毕业还有8年，在他看来，这个目标不难达到，这笔投入也很值得。

他形容理想中凡凡未来生活的场景：“天空是蓝的，有阳光，脸上有善良的笑容。”

“房子和孩子，是城市中产最要害的利益关切，是这一阶层构成和身份认同的基础，同时也是他们焦虑的来源。

”作者张之琪在澎湃新闻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这阶层有特有的壮志雄心与不安全感，孩子是他们完成接力式向上流动的希望，就像人类学家项飚口中的“蜂鸟”，

“在社会阶梯上继续攀升的机会渺茫，又急于巩固与下一阶层的边界，导致他们始终挣扎在一个‘悬浮’状态中，或许只有振动或者奋斗本身能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满足。”

(见张之琪：《小别离》引出中产教育焦虑：挣扎在“悬浮”状态的中产，澎湃新闻，2016年9月)

“危机感”，是复仁平对自己状态的描述，也是筹划下一代未来时的情绪底色：

“一个是空气、水、环境带来的;第二个是经济方面的;还有对国家规则的危机感，政策变化非常大，包括房产、教育资源、学区房……以后会不会变，会变成怎么样，不是你能预测的。”

如果可能，他希望孩子出国读书，而后移民。

这与王华军和王艾的计划如出一辙。

但眼下，复仁平焦虑的还是“小升初”。

儿子正在读小学二年级，妻子已经开始考虑民办小升初的升学率是多少，公办小学的升学率是多少，当中的百分比差额能够如何弥补。

复仁平说，凡凡过几年估计会更辛苦。

他说：“孩子你当然希望他快乐，但是你敢给他快乐的童年吗?不敢啊。

给我一个别人的孩子我能这么培养，但自己的孩子，我不敢赌。

我追求的是他走上那99%正常人的道路。

还有1%(的人)要么沉沦，要么爆发，但你不敢赌这1%。”

王华军也说：“就是把孩子培养成正常人。”他给伊伊18岁前的教育投入预算是至少三百万元。

“正常人的标准是什么?”

“像我们一样，读了大学，有一份工作，有一份体面的收入，有自己的价值观，做人比较靠谱、比较善良，这些基础的要求，就行了。”

“工作和体面的收入，至少保持和你一样的水平吗?那也不算基础了。”

“让她不要变成一个例外吧，在我们正常的城市中产阶级，或者说白领这样。

但是不能说变成……也不能说民工就不是正常人，但是另外一个阶层了。”

“希望全部寄托在教育上?”

“教育是普通人的晋级道路。

不上好大学就有前途吗?这个比例太小了。

比尔盖茨退学了，扎克伯格退学了，那你跟人家比什么呢?跟万里挑一的人去比，是把自己跟天才放在一个水平上了。

我们还是好好当普通人吧。

”鱼和熊掌难得！更难兼得！“一样辛苦”

体制内的路，复仁平还在坚持。

他想为儿子留一条后路。

国际学校的教育体系完全不同，即便日后能参加国内高考，也没有任何胜算，所以踏进去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回头路可走。

复仁平希望等凡凡大一点，给他自己选择的机会。

在专业人士眼中，这不是个好选择，两手准备面临行不通。

UKBS项目拓展经理陈曦辰表示，相比起公立或双语学校的学生，国际学校学生比较容易接受和理解国外文化，在语言方面的优势也更明显，因而在面试中具有更强的整体竞争力。

这就是低龄留学的逻辑：体制内外的教育路线始终是两个方向，两条腿走路的后果，多半不及一条道走到黑。

可下了决心，进了国际学校，路就好走了吗?

王华军很清醒：“国际学校也不轻松的。

可能语数要求低一点，但你还是要去努力啊，参加各种活动啊。

课外班就不上了吗?还得上啊。”

有教育培训业人士分析说，低龄留学首先要过语言关，去英美读高中英语成绩要能达到各学校的要求;成绩单也有要求，“A”越多越好;此外，兴趣爱好、实践经历等也往往被作为录取参考。

王艾还要考虑陪读的问题。

考虑到自己英语不好，她将留学地点选在了澳大利亚墨尔本，因为那边华人多。

2015年，她和丈夫在澳洲做了一笔投资，2016年初又刚买了一套房子。

买房投资移民，为了瑛瑛的教育，她算是拼到底了。

值不值得这个问题，她已经不再去想：“花了那么多精力和钱，教育这不能去比，永远都不成正比的。

已经做过了，就没什么好想的了。”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王艾，瑛瑛，复仁平，凡凡，王华军，伊伊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