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校培养博士生的方法

课程和论文

美国的社会科学院系一般要求博士生完成两项目标：一、在修课的基础上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二、通过毕业论文答辩。许多院系还要求学生在第二年完成一篇“第二年论文”（second year paper），作为毕业论文的一次预演。以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为例，博士生需要完成两年共16门课的课程任务。学生也可以选修或旁听更多课程，不必付费；而且，只要学生的学术导师同意，选课几乎没有院系的限制。许多同学在整个博士生涯中选修了20至25门课程。

在这头两年里，学生一般不需要做除了修课以外的任何工作，靠学校提供奖学金(fellowship)基本上就可以衣食无忧了。学校希望博士生们在这两年心无旁骛地汲取知识，尽量不要受到经济因素的干扰。最近几年，由于一些学校或院系财政状况吃紧，或者招收的本科生数目上升，它们也开始要求一二年级的研究生承担一些教学或助研任务。

我们暂时不讨论课程设置的问题。在麻省理工学院，一门三学分的核心课程，一般每周有两次一个半小时的主课（教授主持）和一次一小时的复习课（助教主持）。也就是说，一门核心课程，通常学生们一周要见面三次。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情况也类似。

大部分教授给博士生授课是很用心的，我们从许多网上的公开课视频里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网络课堂缺少两个重要元素，一是课堂里的互动；二是在助教和同学的帮助下按时完成作业的硬约束。然而后者更重要。

博士阶段的每门课程，每周需要15-20小时以上的课外时间用于阅读、复习和完成作业。麻省理工学院要求低年级博士生每学期选修四门课。哈佛的要求是三门。斯坦福大学采用三quarter制，要求学生每个quarter选三到四门课。在这几所学校，不少学生还在额外旁听一到两门课。

总的来说，博士生们的课业压力是很大的。一位老师对一年级博士生的要求只有两个词：No Whining（不要抱怨）。

博士生一开始对做研究没有什么概念。主要的办法当然是阅读前人的作品，辅之以工具类课程的严格训练。在为一年级开设的一门《研究设计》课中，学生们需要撰写研究计划，申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的博士奖学金。这项教学实验还是比较成功的——先后有三位一年级同学得到了NSF的资助。这不仅是博士生们值得夸耀的荣耀、给系里节省了资源；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培养博士生们独立开展研究和日后申请研究经费的能力。

在第二年末，系里期望学生能完成一篇可被发表的论文，这是所谓的“第二年论文”。在现实中，绝大多数论文达不到发表的要求。在学术生涯的起点，总难免要生产一些糟糕的文章，但这样的练习也很有价值。与国内不少学校的情况相反，几所学校对博士生发表论文的数量都没有任何硬性要求。因此，博士生没有什么动力发表水准不高的论文。

经过一到两个月紧张的复习，博士生要通过资格考试，包括笔试和口试，主要考察博士们对本领域文献的掌握程度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博士阶段，除了学生自己，几乎没有人关心他或她的考试成绩——教授不太关心，未来的雇主则根本不关心。

每个院系的考试安排略有不同，哈佛大学政府系是在第二年末进行的；斯坦福大学政治系则将两门资格考试安排在两个学期。资格考试安排在第三学年初，分两天对博士生选择的两个领域进行考察，每个领域一天（八小时）。按照领域的不同，可能是三篇2500字左右的写作，或是一个很长的习题集。

考试很紧张，但是考试确实能检验学习效果。这样，第二年结束后暑假可以用来想博士研究的题目。麻省理工的经济系就是这样做了，效果很好。这项改革在政治系被提了几次，可是每次都被否决。最反对这项改革的，正是面临考试的低年级学生们。

通过资格考试的博士生被称为“博士候选人”(PhD Candidate)。此后，他们就得以研究为主业了。不过，从第三年起，他们也被要求承担助研(research assistant，RA)或助教(teaching assistant，TA)的任务。前者要帮助教授完成指定的研究任务(一周10小时左右)。许多时候，老师们愿意与学生们合作。一方面学生参与研究的积极性更高，完成任务更利落;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学生的职业发展——如果幸运的话，学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走完发表论文的全过程。

在和教授合写论文的过程里，博士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除了研究和撰写论文以外，还包括如何与学术杂志的编辑沟通、如何回应匿名审稿人的批评等等。老师们对学生的独立研究一般也很支持。

助教不仅要批阅作业，往往还需要承担辅助教学任务，如上面提到的每周一小时的复习课。对于助教，他们备课的时间往往超过每周10小时。不过助教工作除了能让博士生赚取生活费外，也让他们获得了宝贵的教学经验。我们系要求博士生在毕业前至少任助教两次。由于学校的本科生比较少，当助教的机会很难得，大家都希望有机会教那些对自己的能力有提升的课程。由于助教的劳动力供给很大，教授们不得不开会讨论，来匹配博士生们的研究兴趣、过去的助教经历和他们教课意愿。在其他很多学校，由于本科生人数比较多，则经常会出现助教人手不够的情况。

毕业论文毫无疑问是博士生生涯的重头戏。为了督促博士生们合理安排时间，系里一般要求博士生在三年级结束前开题。此时，博士生的论文委员会正式成立。论文委员会由三至五名成员组成，俗称为导师。与其他领域不同，在社会科学领域，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是比较平等的。导师可以在中途更换，但学生要及时与老师们沟通。

在开题后的两到六年内，博士生完成一次中程答辩和一次毕业论文答辩。博士候选人通过论文委员会的毕业论文答辩后，就可以正式拿到博士学位了。

后两次答辩的时间是比较随意的。在美国，社会科学的博士教育实际上已经不是所谓的“宽进、严出”，也不单纯是“严进、严出”，而是“严进、找到工作后出”。一个博士是否能拿到博士学位，是由两个委员会决定的，一个是本人的论文委员会，另一个是求职院校的聘用委员会(hiring committee)。

研讨会系列

博士生阶段最重要的训练，是在研讨会里完成的。虽然研讨会几乎完全自愿出席（在哈佛和斯坦福，研讨会有时会作为课选修，但基本上也不存在实质上的考核机制），但没有人忽视它的重要性。

哈佛大学或麻省理工学院的研讨会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正式的研讨会，多邀请其他院校的教授来讲他们最新的研究。另一类是非正式的研讨会，常常由学生自己组织，自己参与，自己选择演讲的题目，教授有时会出席点评。这两类研讨会都很重要。后者尤其重要，因为博士生们可以真正参与到研究过程里面来，学习接受批评、回应批评，和在批评的基础上改进研究。

也有一些研讨会是两者的混合，既邀请外校学者，也给本校的学生机会。在哈佛和斯坦福，还有一些研讨会是闭门的，只有本校该方向的老师和学生可以参加，并讲述自己的学术论文。

大部分研讨会有免费食物，由学校或院系出资。博士生们不富裕，而且常常没时间做饭，免费食物是他们参加研讨会的很重要的动力。老师们的出席很重要。一方面，他们的研究经验远胜过学生，提的意见往往也更有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出席可以保证研讨会的凝聚力。

剑桥的研讨会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即跨校合作。许多社会科学领域的正式、非正式研讨会（甚至课程）都是跨校合办的。一个例子当然是上面讲的早餐会，还是比较有名的政治经济学论坛和应用理论论坛（由A. Shleifer、P. Aghion和D. Acemoglu等人合办）。此外还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波士顿大学三校博士生合办的中国研究论坛。许多同学就是通过这个论坛成为合作者的。从地理上说，清华和北大的距离比剑桥两校更近(哈佛和麻省理工相距3.5公里或两站地铁)，可是很少听说两校合办周期性的讲座或研讨会。这是很遗憾的。

职业发展支持

最后，有必要讲一下老师们和学校对博士生职业发展各方面的支持。举几个例子。

1.学术导师制度。

学术导师的职责在第一、第二年给予博士生学术(包括选课)、生活、心理等各方面的指导。通常，学术导师也要为学生的学术不端行为负责。在大部分情况下，学术导师是根据学生的兴趣分配的，但更换起来也不困难。

另外，每学期末教授全会要对每位博士生的学习和研究状况进行评估。他们互相分享每位学生取得的成果和碰到的困难，适时和有限度地对博士生进行鼓励或提醒——祝贺和提醒有时是书面的，因此是很严肃的事。这样做的好处是大部分教授对大部分学生的情况比较了解，也增加了不同领域的教授与博士生之间合作的机会。

2.“开门”政策（open door policy）。

麻省理工学院的开门政策是有名的。但它其实不是项政策，而只是项惯例：教授在学校时一般把办公室的门开着，意思是欢迎学生随时打扰。这项惯例说起来简单，其实对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来说，是巨大的负担——反过来，这是学生巨大的福利。

最近几年，国内的学校积极鼓励博士生赴海外访学或参加会议，效果很明显。在美国的研究生院也有类似的制度。例如，我们系每年给每位博士生提供800美元的学术会议支持。钱不算多，但也不少了。这个细节做得很好，比较巧妙地督促学生完成学术任务，但并没有增添繁琐的官僚手续。同时还提供每年500美元的研究经费，前提是提交一份简短的研究计划。只要认真申请，几乎所有人都能得到这笔经费。这笔钱虽然也不多，但可以用来完成一些小的数据搜集工作了。在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每位博士生每年可以直接获得约1000美元的职业发展经费，用于参加会议和学术研究。

3.职业发展计划。

美国高校对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也很重要，大致有几方面的内容。首先，由专人负责（教授们轮流担任）为求职的博士生提供服务，包括指导准备申请材料、提供面试建议、预约试演讲的时间（每人至少有一次全系老师参加的试演讲）、如何与未来的雇主讨价还价等等。第二，给博士生创造环境、提供经费，鼓励他们为系里以及低年级学生开设短期课程、组织论坛、协调外请演讲人等等。这些技能都是博士生日后会用到的。第三，给博士生参与院系决策的机会。例如，学生代表会参与聘用新教师的过程。允许学生参与这样重大的决策显然是有成本的。一般来说，学生对相关领域的理解比教授要浅薄得多，未必能够正确评估候选人的潜力。不过这样做也有好处。一方面，教授会议可以听到一些来自学生的声音，这对维持和提升教学质量很重要;另一方面，对参与的学生是个开眼界的好机会——通过这个机会，他们可以了解到自己该为就业市场做什么样的准备;也可以帮助他们理解一个学术机构是如何运作的。当然，这种制度之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聘用新教师的过程比较公开、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