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毕业生经验之谈（下）

他向我提起他的一个客户卡罗莱娜。卡罗莱娜是高中才来到美国的中国女生，她有着几乎完美的GPA，但是成绩好的亚裔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因为在美国呆的时间很短，她的课外活动经历非常不足，除了一些无足轻重的俱乐部活动和社区义工之外，并没有看起来很光鲜的经历。

克里斯多夫最终决定用卡罗莱娜的中国背景做文章。当他了解到她从小学习中国书法和国画之后，替她联系了同样旅居美国的中国作家、画家和其他艺术家。经过克里斯多夫的引荐和从中斡旋，她的几幅国画作品被选中成为一名作家书籍中的插图。而她屡次受邀为当地华人举行的中秋晚会、新春联欢等活动创作作品。克里斯多夫还利用他个人的人脉，让卡罗莱娜的作品在一场慈善拍卖会上被拍卖，为需要进行心脏手术的儿童筹款。

不到一年的时间，卡罗莱娜的简历看起来就丰富了许多倍。除了因此得到慈善家和作家的推荐信之外，克里斯多夫亲自替卡罗莱娜写了一份自述书（personal statement），里面写到她来美国这几年受到的歧视，又写了她是如何想要在融入美国文化的同时仍然保持自己的中国背景，里面提到了她在艺术上的造诣，更着重讲到了她最终把自己遇到的文化差异和困难，化作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群体的动力。短短两页纸中，卡罗莱娜对中美文化的精通、对弱势群体的悲悯、对艺术的追求和想要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宏大志向跃然纸上。她没有参加体育队、啦啦队、乐团等最受欢迎的项目的“弱势”，反而成了她被孤立被歧视后百折不挠的“强项”。这封自述书感情真挚，温柔动人。而卡罗莱娜也最终被梦寐以求的哈佛大学录取。

“我收了她两万美金，你说，是不是比花五十万美金去行贿更加值得呢？”克里斯多夫反问我。

克里斯多夫有好几名助手负责和客户联系，确保最后签下合同的学生都成绩优异，而且有一技之长。

“那些学生本来就是好学上进的优等生，这样，我们为他们规划比赛、课外活动，为报社投稿时，他们才会按照我们的吩咐行事。如果他们一点儿努力都不付出，那我也不能为他们编造虚假的荣誉记录。”克里斯多夫坦言道。他说，卡罗莱娜整整一年里，每天晚上的睡眠都不超过六个小时。

富裕家庭里，那些懒惰或者资质平平的学生有另外一条通往美国名校的道路——捐款。

并不是像本文开头那样将钱财塞给大学招生官员或者体育队伍的教练，而是直接将钱财捐给校方。他们可以捐一幢楼，也可以捐一个奖学金，或者仅仅是开一张大额支票给校方，只要捐的钱足够多，他们的子女便可以确保被该所学校录取。

在美国，私立大学办学依靠的大多是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捐款越多，大学就能请得起越多蜚声国际的知名学者来学校任教，能够承担得起多项科学研究的开支，能够为更多聪明但是贫穷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久而久之，大学的排名逐渐上升，也因此吸引更多的富人为学校捐款——可谓是一个良性循环。

而捐款者的子女进大学读书也是堂堂正正的，和行贿受贿都不沾边。

我的同事威利本科在美国排名第十的西北大学就读，而他的室友就从未掩饰过自己是通过捐款才进入了这间大学。

“他的父母在他刚刚进初中时就开始捐款，每年捐款五十万，连续捐了五年，他高中毕业那年，西北大学招生处的官员亲自给他父母打了电话，确认他是否提交了申请，当然，也确保了他会被大学录取。”

“一个本科文凭而已，值得花那么多钱吗?”我问威利。

“我们当时也是这么问他的，没想到他直接说，他觉得五十万美金并不是什么大钱。”威利的回答出乎意料。

他室友的父亲在旧金山拥有自己的对冲基金，而他的室友读初中那阵，正是二十一世纪初，美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房地产市场节节攀升的年代。据说，他室友的父亲每年的收入差不多有一千万美金。

“他的父母每年向学校捐款五十万美金，就好比年收入十万美金的家庭，每年愿意花五千美金让自己的孩子学习乐器和体育特长一样。这么一类比，是不是还挺合理的？”威利问我，而我也只有点头的份儿。

近年，亚裔美国人因为歧视而起诉了哈佛大学，哈佛大学的录取率在媒体上曝光。据《华尔街日报》2018年公布的数据显示：

所有申请学生的总体录取率为5.6%；

父亲或者母亲中有至少一方为哈佛毕业生的学生的录取率为33.6%（比普通学生高六倍）；

哈佛捐款者的子女录取率为40%（比普通学生高七倍）；

父亲或者母亲中至少有一方为哈佛毕业生而且父母为哈佛捐款的子女的录取比例约为70%（比普通学生高十二倍）；

运动员的录取率为86%（比普通学生高十五倍）。

很多人将入读顶尖大学作为改变全家人的命运的契机，和提高自身社会阶层的阶梯，但是事实上，私立大学本身也是由金钱和利益所驱使的，而阶级固化比我们所以为的要更加严重。

“说实在的，Lori和Mossimo如果把五十万美金捐给南加大成立一个奖学金，奖励有志于电影和时尚业的学生，然后再表示他们二人会辅导奖学金得主，替他们介绍业界人脉和实习工作，我想南加大肯定愿意给他们的女儿一个名额。说实话，南加大这样的学校怎么会不愿意录取富有的名人的子女呢？”萨姆在和我讨论作弊案件时，不无疑虑地说起。彼时，南加大的校长还是以擅长和名人交际，擅长募集捐款的尼克尔斯。Lori和Mossimo显然会被尼克尔斯当成座上宾。

他说的是电视明星，美剧《欢乐满屋》的女演员洛莉·洛格林及其丈夫、时尚设计师Mossimo Giannulli，这对有名又有钱的夫妇为了让他们的两个宝贝女儿成功进入南加大，通过中间人向运动教练行贿五十万美金。而按照他们的有名程度，完全可以找到名人替他们的女儿们写推荐信，可以让女儿们参与一般人无法接触到的课外活动，亦可以像南加大捐款，这些行为都是合法的，但是他们偏偏选择了有可能让他们面临牢狱之灾的最笨的一种选择。

“唯一的好处是，这让我知道了富人和我们一样，也会有烦恼。有的时候也会做出不怎么聪明的选择。”萨姆自嘲道。他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申请本科的时候没有申请哈佛、耶鲁等私立名校亦是因为家里无法轻松负担起每年五六万美金的昂贵学费。直到他通过创业开始获得收入之后，才申请了哈佛的硕士，并且正在准备申请法学院。但是，在社会阶级固化的美国，富人的孩子一生下来就赢在了起跑线上，他们所需要担心的在普通人看来是如此的庸人自扰。而中产阶级的孩子，必须像萨姆一样，成为最顶尖的1%甚至0.1%才能有机会进入更高级的社会阶层。至于那些底层阶级的孩子，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孩子，他们能请得起克里斯多夫这样的咨询师吗？他们有机会参加课外活动，和名人社交，获得足够分量的推荐信吗？

当然，如果要说些可以让人稍微感觉振奋的话的话，那么就是，在信息传播高速且发达的时代，大学越来越不是必不可少的。

硅谷知名创业者兼投资人Tim Draper2013年创立了新式的大学——Draper University（英雄学院） 。学校面向18-24岁的年轻人。而想要成功入学的年轻人不必再有体育或者音乐特长，也不需要提交标准化考试成绩。入学申请由一系列开放式问题组成，没有对错，没有好坏，他们甚至不需要回答每一道开放式问题，只需要证明他们有足够的潜力，可以从大学的课程中获益，也可以让他们的同学从中受益。

开放式问题千奇百怪，有的问题问“你有没有平板电脑？是什么型号”，有的问题问“你希望电脑和机器人为你做什么”。再擅长考试的学生也难以揣测出题人的初衷。

支付学费的方式也很松散自由，仅针对八周的课程而言，你可以支付七千五百美元（比私立大学的学费要便宜很多），支付未来十年收入的2%，也可以和Tim Draper讨价还价，只要Tim Draper愿意接受即可。

我的创业者朋友奥利弗是Draper University2014年的学生。他没有上过大学，高中毕业之后就和他的表哥成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22岁那年，公司已经走上正轨，每个月的流水都有近百万欧元，他想要开始新的项目，便借此机会去Draper University进修，认识了也在进修的UCLA商学院学生弗朗西斯，他们2016年成立了一家共享经济公司，并在两年内成功募集到一百万欧元的投资。

“我觉得，不上大学，而是进行短期的课程研修，同时辅以大量的社会实践，才是未来的主流教育模式。当然了，除非你想要学数学、物理、语言学这样纯粹的科学。”奥利弗说道。

条条大路通罗马。

哈佛毕业生经验之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