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教育的认识与分析

前几天，在从重庆回成都的城际火車上，与邻座的一位老師攀談了起來。

她是一名小学的数学老師。談到小学教師的待遇時，她說單靠工資根本沒法好好地生活，課余給学生补习数学的收入轻松就能超过工資，而且也不累，每週末半天就夠。她給学生补习奧数，每名学生每次課收費160元，現在已经有超过15名学生報名。

她談到有一名学生，成績不好，学习习慣很糟糕，但家長死活要求把孩子送进奧数班，她委婉地提醒过好多次，但经不起家長的再三堅持，勉为其难把这名孩子也招进來了。她說，有什么办法，家長盛情难卻嘛。

其实，教育部門近年來，頒发过数次禁令，严禁中小学在任教師給学生有偿补課；而且，教育部門十多年來也頒发了一道比一道严厉的“禁奧令”，叫停奧数竞賽、取消奧数培訓、严禁奧数成績与招生挂钩。

我問她，你这算不算违規“頂風作案”？她笑了，不允許补課，我就辞职不做教師了唄。風轻云淡。

我无意評价教師私下給学生补課的事情，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家長趋之若鶩地驱赶孩子去学奧数，包括那些明显缺乏数学天賦，連正常的課业都跟不上的孩子，家長也不惜一切代价要給孩子安排学奧数。

在我看來，家長們之所以会如此踊跃地送孩子去学习奧数，大概率源于多年來中国家長們前赴后继的流行性教育焦虑綜合征。任何有可能提高孩子課业成績，有可能提高孩子小升初、初升高入读名校概率，城市中产家庭的父母們不遺余力，不計代价地愿意Hold住一切机会。至于是不是真的对孩子就是有益，他們其实已经无暇思考。

“禁奧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其初衷是想从源頭上掐断家長們教育焦虑綜合征的念想。不过，有需求就有供給，这是经济铁律，需求越旺盛，供給就越积极，概莫能外。

数年來，一道道“禁奧令”的頒发，确实叫停了社会上公開的奧数培訓，以及刹住了名校通过奧数考試來篩选学生的風气。不过，那些中学名校面对烏泱烏泱湧來報名的人潮，要10比1、20比1、甚至50比1地挑选出真正优秀的生源，不让考“奧数”，那就考“超纲”，換个标签的游戏罢了。

既然中学名校招录篩选始終是要通过考試來从高到低录取的，那么提前給孩子“超纲”补习，对于大多数城市中产父母來說就能确保孩子不輸在起跑线上。这就是社会心理的共识，也就是家長們集体对“禁奧令”不以为然，甚至大加抵制的社会心理基础。教育部門管得了学校，培訓机构，管不了家長的需求和期望呀。

城市中产父母們的教育焦虑綜合征透过前不久罗马尼亞举办的第11屆数学大師賽中国队的铩羽而归而集中地表达了出來。数学大師賽是中学生数学竞賽中难度最高的賽事，也是中国以国家队名义組队參賽的3項中学生数学国际賽事之一。相比于历史上中国队在各种中学生数学奧賽上摘金如探囊取物，这次数学大師賽中国只取得团体第6名，个人最好成績15名。而且，几年來，中国队都未曾取得过好成績，未曾重現过历史上曾屢屢綻放的中国風采。

罗马利亞大師賽的“失利”后，家長們的舆论開始集中火力痛批“禁奧令”，順帶地，把“減負”也一股脑儿地杯葛了，一些家長干脆把自己一知半解的“快乐教育”也抵制了。

我的朋友，一位天資聪穎孩子的母親，侯虹斌老師也加入痛批和杯葛的舆论洪流，在騰訊•大家上发文《作为一个奧数金牌选手的家長，我堅決反对快乐教育》。

客观地讲，侯老師所批評的“禁奧令”确实有其不足之处。任何一刀切的禁止，特別是在罔顾社会需求的語境下一刀切地頒发禁令，高概率会造成“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執法”的窘境。奧数当然不是洪水猛獸，对于那些天資聪穎，学有余力的学生來說，学习奧数能更好地发展他們的智力資源，更好地促进他們成才。

道理其实很簡單，“因材施教”四个字足矣。

学校教育的性質是公共教育，公共教育的教学大纲和考試标准无论怎么划线，都不可能适应所有的学生。在自然的情況下，学生的天資稟賦是呈高斯分佈的，即大多数学生的天資在平均水准附近对称分佈，但总会有一些学生远远超过平均线，另一些学生远远低于平均线。那么，对于远远超过平均线的那部分学生，針对大多数学生水准制定的教学大纲和考試标准显然就淺显了，不足以充分開发他們的智力資源，呈現出“吃不飽”的現象。如果再加上“減負”，降低教学大纲和考試的要求标准，实际上就是对这部分天資聪穎孩子智力資源的浪費。

所以，我能理解侯虹斌老師作为一名天資聪穎孩子的母親的焦虑和不安，作为一名思考者和写作者，侯老師从对自己孩子的担忧升华到对国家教育的担忧，难能可貴。在反对一刀切的“禁奧令”問題上，我与侯老師沒有分歧。

对于近年來越來越严厉和高調的“減負”，我曾专門写过一篇文章來談自己的看法，《请把“減負”的权柄交还給家長》，标題就足以彰显我的观点。公共教育提供适应大多数学生的普适性教育，这样的教育标准和要求肯定要“低”，使絕大多数学生通过努力就能取得好成績。但是，是給孩子“加負”还是“減負”，权柄应該由家長來掌控，而不应該是教育部門，也不应該是学校。

侯虹斌老師恰好有一名天資聪穎的儿子，他“沒有上过任何訓練班，都是在家裡自学”，就能“跳級參賽”，並且“拿过兩枚全国总決賽金牌和几枚銀牌，还有多枚省級金牌銀牌”。

沒錯，任何有这样天資聪穎的孩子的父母，都应該有在学校教育之外給孩子提供进一步智力開发的資源和机会，例如奧数培訓班。如果一刀切地禁止社会培訓机构举办奧数培訓班，天資聪穎的孩子父母將无法真正的帮到自己的孩子。

可是，有多少孩子像侯虹斌老師的孩子那样天資聪穎呢？从智商測試的指标來看，智商超过140的孩子占人群的比例为0.5%；智商超过160的孩子占人群的比例为0.04%。能夠在省級乃至全国比賽中榮膺金牌，智商应該在160以上，平均1万名学生中，有4名。

还有99.5%的孩子呢？还有99.96%的孩子呢！

确实，历史上中国組队參加各种中学生学科奧賽，国际奧林匹克数学竞賽（IMO）、国际物理学奧林匹克竞賽（IPhO）、国际化学奧林匹克竞賽（IChO）、国际資訊学奧林匹克竞賽（IOI），曾经以碾压式优勢垄断榜首，常常是參賽3名选手，摘取3枚金牌；甚至垄断个人成績的前三名。

这其实就是社会舆论对前不久中国队在罗马尼亞大師賽铩羽而归而感到憤怒的主要原因。

可是，二十多年來我們的中学生取得如此佳績有意义嗎？看看近40年，中国教育可曾培养出一名数学菲尔茲獎的得主？沒有，0！中国教育可曾培养出一名諾貝尔物理学獎的得主？沒有，0！中国教育可曾培养出一名諾貝尔化学獎的得主？沒有，0！中国教育可曾培养出一名諾貝尔经济学獎的得主？沒有，0！

为什么青少年時候的輝煌总是昙花一現，成年以后就迅速平庸化？

与国外接受奧数教育的只是少数天資聪穎的学生不同，一度中国社会城市裡学习奧数的学生几乎是“全民皆奧”。可是，为何数学成就不能像“全民皆乒乓”的乒乓球运动一样輝煌呢？別說“輝煌”，我們是0記录，甚至无法揣度与其他国家的差距。

在我看來，这次罗马尼亞大師賽的铩羽而归，才是中国队的真实水平。

历史上，中国通过层层选拔，通过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賽、化学竞賽、物理学竞賽挑选一等獎中的优秀者，集中強化訓練；然后从集訓队中一次次，一輪輪比賽篩选，挑出最优秀的几名学生組队參加国际中学生奧賽，与其他国家全凭个人兴趣，自己掏腰包參加培訓，民間组织和选拔組队的选手同場竞技，多拿几枚金牌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可想而知，能夠代表中国队去參加国际奧賽的都是絕頂的天才，他們的天資聪穎水准算得上是千万裡挑一。我們不妨看看其中一些例子。

柳智宇，高中毕业于华師附一中，曾代表中国队于2005年、2006年連续兩年參加IMO，分別摘取2枚金牌，其中第二枚是滿分金牌。后保送北大。入读北大后，厌学、厌世，身体痛苦，精神萎靡，以致沉溺佛经。北大毕业后放弃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全額獎学金，以居士身份到京郊龍泉寺入住，並在不久后落发为僧，法號贤宇。

柳智宇是偶然的个案么？NO！

比柳智宇还要聪穎的付云皓，高中毕业于清华附中，曾代表中国队于2002年、2003年連续兩年參加IMO，蟬聯滿分金牌，整个IMO历史上，只有2人能做到。他之后也被保送北大，可是一入北大就厌学，厌学到多严重呢？第一学期的《軍事理论》課就挂了，全年級唯一挂科的学生。后來因挂科太多被勸退。

付云皓的故事被媒体報導后，曾因价值观引发網路熱議

絕頂的天才犹为如此，那么多天資平平，沒有数学天賦卻被父母驱赶著去学奧数的学生呢？我在高校教了10多年书，可以負責任地說，历屆我教过的学生中，厌学的比例沒有低于过50%。如果說我執教的只是一間普通的二本院校，那么北大情況又如何呢？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諮詢中心的徐凱文博士曾对北大新生做过普查，其中超过30%的学生厌学；超过40%的学生感受不到生活的意义，甚至生无可恋。

試問天下父母，誰愿意自己家的孩子厌学、厌世，沒有生命的活力，沒有生活的熱情？問題是，超过四成的北大新生就是这样的孩子！

所以这么多年來來才有“素質教育”的提法。

早在20多年前，我还在中央教所（現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工作時，就在宣導“素質教育”。記得当時对“減負”的要求就是小学一二年級不允許把书包背回家

所謂的“素質教育”不是簡單地把孩子塞进各种特長訓練班，学鋼琴，学古箏，学国学，学拉丁舞，等等，而是著眼于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的素質。“素質教育”是針对“应試教育”提出來的，其要义是相比于課业成績，考試分数，学生的熱情、兴趣、好奇心、思維方式、探索精神是更为重要的質素，而不仅仅是会几种乐器，会跳拉丁舞之類。

当越來越多国外中小学教育的比較教育資訊傳播进国內，“快乐教育”又被提了出來。侯虹斌老師旗帜鮮明地反对“快乐教育”，固然有她自己的担忧和理由，但是，她与很多家長一样，誤解了“快乐教育”。

“快乐教育”的要义不是望文生义的玩乐，其实是对教師和学校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教育要建立在使孩子感到快乐的基础上，要求在游戏中、活动中開展教育，寓教于乐。

为什么我們高校的大学生中有那么高比例的厌学？为什么在青少年時代能展現基础教育輝煌成果，成年后就普遍地平庸化，乏善可陳？为什么我們的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普遍缺乏生活的熱情，看不到生命的活力？

在我看來，“素質教育”与“快乐教育”本就是一脉同門，这兩个概念可以互換。作为孩子的家長，当然可以在自己的家裡踐行“虎狼教育”或者“精英教育”，但是，对于普适性的公共教育，如果教育官員、校長和教師沒有“快乐教育”的共识，那才更可能是民族的灾难。

簡單地說，“快乐教育”就是要致力于让每一个学生能把学习行为与快乐体验联系在一起，把勤奋感与成就感联系在一起。道理如此之簡單，一个孩子，他更愿意对快乐的事情感兴趣和孜孜以求，还是对痛苦体验的事情感兴趣和孜孜以求？一个孩子，他更愿意对付出努力后得到賞识和贊許继续保持努力，甚至更加努力，还是付出努力后承受压力，感到羞辱继续保持努力？这在心理学、教育学裡是如此簡單的常识，行为主义最基本的強化原則，这么多年來竟然被无視。

問題是，我們現時代的教育，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一个付出努力，只是沒有取得好成績的孩子大概率会受到訓斥和羞辱；大多数孩子是在沉重的压力負荷和須臾也不敢放松的焦灼中感受学习帶來的的情緒体验。进入高校后厌学和厌世不过是这样的教育自然而然結出的苦果。

为了一部分天資聪穎的孩子未來发展阻碍，就反对“快乐教育”理念，罔顾数以百万計、千万計的孩子在厌学、厌世中煎熬，这是我要批評侯虹斌老師文章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