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科应否保留

董建华先生日前公开说，通识教育科他是始作俑者，但完全失败。这个高中必修科一直以来都备受争议，不少人认为它是有强烈政治立场的老师向学生洗脑的阵地。在教育效果上，连学究天人的数学大师丘成桐也认为通识科使到学生「通通不识」，是一个大灾难。究竟此科应否继续保留？又或值不值得把它视为必修科？

从教育意义上看，此科不可能毫无贡献，有些学生也许可通过它而更能慎思明辨。不过，它占据了大量的教学与学习时间，以致中学其他学科并无足够时间学习，最明显的是至关重要的历史科尚未能成为高中必修科，又或香港中学的数理课程大幅削减，学生将来训练不足，很难应付科技新时代的需求。所以我们必须以成本效益的角度去看看投放这么多资源与学习时间搞通识科是否不值得。

老师易在选教材时偏颇

至于部分年轻人激进化或丧失民族身份认同，通识科也不可能是唯一原因，网上的仇恨言论或许影响更大。但疑问尚在，通识科会否是推波助澜的「帮凶」？

我对通识教育这概念不但不反对，还大力支持。我自己的学习道路上，便曾在通识教育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接受过最优质的通识教育。但芝大或香港各大学的通识课程与中学的通识科又完全不是同一回事。高中的通识科教学的自由度很大，会否走了样，与原意不符？社会中人对此有强烈的质疑，包括对某些老师能否在课室中持平教学，不少人都毫无信心，毕竟中学与大学不同，在大学中，学生思想成熟得多，大学教授各自坚持自己的学术意见，举世皆然，但这对中学生并不一定恰当。近日不断有人揭发个别学校的通识老师取态偏颇，连领导香港通识科考试的委员会主席也被发现发表仇警的极端言论，家长的不放心，或是怀疑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已不是避重就轻的说句老师都是专业的便可化解。

还有，通识科不少内容都没有合适课本，教材的取舍便启人疑窦。教协在这方面做过不少工夫，但教协的形象却有强烈的政治取向，这在立法会其代表的表现中已表露无遗。不可能所有老师都政治上脑，但从已揭发的多个案例看来，不承认有个别老师有在选教材时塞进自己的意识形态，只是自欺欺人！

另一个问题是中学教通识，会否是未学行先学走？举个例子，通识6大单元中有一个是探讨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与响应。天呀！这是学术界中极前沿的研究项目，我们都只是在摸索中，整个香港也找不出多少个专家，没有充足的知识与理论基础，便要应付这么复杂的问题，是浮夸的学习，不如把时间留给适合中学的基础学科。

教育局有官员反驳董建华的看法，认为没有证据表明通识科使学生激进化。这位官员可能是虚假的自信，也许是因为她读过赵永佳教授团队的研究报告。我也曾把赵教授去年在《港澳研究》发表的大文找来一读。

赵永佳团队研究有缺失

赵永佳团队的论文是严肃的学术著作，我读后却发觉其计量方法很有商榷的必要，其结论不见得站得住脚。篇幅所限，我只集中在通识有无使学生激进化这一单一议题上。团队对近3,000名学生发出问卷，根据学生响应把他们分为两大类︰喜欢通识的和不喜欢的。团队接着用计量经济学中多元回归分析法试图找出18个因素中哪一个对学生的政治取向有影响。这些因素中除了上述的是否喜欢通识科外，尚有「政治及社会议题的兴趣」、「学生在政治上的自我概念」等等。他们的结论可作如下表述︰在其他因素不变或相同的条件下，对通识科的兴趣未见到有影响政治取向。

团队也认同，用对通识有无兴趣去量度通识的效力，并不理想。这的确是文不对题，但就算我们接受这方法，更大的缺失还在后面。第一，把学生简单分成两类，等于是忽视了大量有用信息，例如我们再难知道学生对通识的喜爱强度。在计量经济学中这称为「虚拟变量」（Dummy Variable），是迫不得已才用的方法，因为它会削弱我们量度出真实效应的能力。第二，把对通识是否有兴趣这一变量与其他大量互相有关的变量同放一起，未经回归分析也可预知不易找出真相。举个例子说明这技术问题︰假设我们要验证喜欢甜食是否会减低寿命这一命题，但在定量分析时，我们却把血糖指数与肥胖程度与是否喜欢甜食当成是3个独立的解释因素，并由此得出结论，在相同的血糖指数及肥胖程度下，甜食并不影响寿命。这结论之所以不妥，是因为甜食的作用，早已被血糖指数及肥胖程度更精准地包含并体现出来，甜食当然便看来没有作用。同理，是否喜欢通识，这力量亦早已被其他的因素更准确地反映了，而这些其他因素，是对政治取向有影响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强制学生必修通识并不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