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数学家丘成桐有感

2004年12月16日，我赴香港参加第三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刚一到达就接到通知：大会主席丘成桐会见记者。

丘成桐是我仰望已久却无缘采访的世界顶尖数学家，他是数学界的“恺撒大帝”，坊间称，他严肃、傲慢、不易接近，许多人怕他。

也许是因为夫人是温州人，丘先生到浙江的机会较多，但我却一次次与他失之交臂。这次见他，能采访吗？即使是光明日报，采访丘先生这样世界级的大知识分子亦为难得。

作为大会主席，他有时间接受采访吗？我更担心，他是“数学皇帝”，而我却没受过正规教育，数学只有“连代数也不懂”的初小水平，如何与他对话？

不管能否采访他，我都必须做好准备。出发前，我开始收集有关丘成桐的信息。

丘先生中等身材，壮实健硕，寸头短发，白色短袖，圆脸，憨厚朴讷，当他向我伸出手时，我心跳加剧，手心冒汗。

没想到，此行竟成了我的一次职业盛宴。

丘先生简单介绍了大会情况，回答了记者的一些问题，就匆匆离去。

“丘先生，我是光明日报记者，想采访您，您有时间吗？”我追上去问他。

他一愣，答：“可以吧。你与我秘书联系。”

没想到原以为非常困难的事就这样轻松确定了。

会议结束那天，同行纷纷上街购物旅游，我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丘成桐办公室。

丘先生的办公室逼仄简陋，10多平方米的空间，一桌一椅一沙发和一个文件柜“挤挤一堂”。

因个性木讷，每次采访我都会下笨功夫做案头工作，对一些要人名人更是准备充分。采访丘先生我做了精心准备，我希望一开始就能抓住他，使他有兴趣和我谈。

那么，丘先生的兴奋点在哪里？

作为华人数学界领袖，丘先生关心祖国的数学事业，为培养数学人才倾心尽力。但因个性直率，他常批评中国数学界的弊端，因此招致国内部分数学家的反感，有些同行对他并不认可。

那天参加开幕式，一位华人数学家说了一句使我很震撼的话：“中华数学已进入丘成桐时代！”我采访了他。他说，丘成桐是世界华人数学家的骄傲，他为繁荣祖国的数学事业贡献巨大，譬如1980年，华人数学家陈省身教授牵头在中国召开微分几何和微分方程的国际大会，他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100个几何难题供祖国青年数学家研究和攻克；他动员香港晨兴集团董事长陈启宗出资设立晨兴数学奖，奖励45岁以下在世界数学领域取得一流成就的华人数学家；他在几所知名高校设立国际数学中心，以培养中国的数学人才。他为祖国倾注了心血，却得不到国内一些数学家的认可，这是不公平的。是丘先生带领中国数学家向数学强国的目标挺进，说中华数学进入丘成桐时代绝不过分。

我豁然开朗，如果能以《中华数学进入丘成桐时代》为题报道他，这就等于中国最大的知识分子报纸认可他，他应该乐于接受。

我的提问就由此开始：“有人说，中华数学已进入丘成桐时代，您认可这种说法吗？我想用这句话做报道的标题，是否合适？”

丘先生绷紧的脸一下子松开，眼睛里突然闪出一丝光亮，严肃的脸上绽开了一丝微笑。

显然，我的采访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头。

果然，他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

丘成桐，1949年生，广东汕头人，1969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22岁获博士学位，27岁因证明世界数学难题卡拉比猜想而引起轰动，33岁获得被称为世界数学领域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他是华人中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数学家。

从此，丘成桐进入学术的黄金期，他解开了一系列世界数学难题。1994年，他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克雷福特奖”，这是7年颁发一次的世界级大奖，比诺贝尔奖还难拿；1997年，美国总统亲自给他颁发了美国国家科学奖。

原定采访半个小时，结果却谈了两个多钟头。“数学皇帝”与“连代数也不懂”的初小生谈得很融洽，丘先生对数学的美与我对漫山遍野盛开的杜鹃花的美的感受是一样的，我们在专业之外找到了共同点。这使我的采访变得很顺利。他的助手几次进来试图打断采访，结果都被他推掉。中午他还留我吃饭。

大师的午餐竟是如此简单，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食堂大厅享受了一顿与该校师生一样的普通午餐。和我们共进午餐的还有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男子。事后方知，此人竟是世界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可惜我不懂英语，一个好机会白白丧失了。

香港之行满载而归：我接连发了5篇报道，人物新闻：《中华数学进入丘成桐时代》；深度报道：《中国离数学强国还有多远》；人物通讯：《一个华人数学家的数学救国梦》等。

认识丘先生，我掘开了一个新闻富矿。

2006年1月，光明日报新辟人物版，主编邓凯向我约稿。我报了丘成桐的选题。

“给你一个整版！”邓凯豪迈地拍板。

说来真巧，这个电话刚打完，浙大数学中心的电话就来了：丘先生1月11日到杭州，约我见面。

这是我与丘先生第二次见面，有报道垫底，丘先生对我已很信任。他向我敞开心怀，直率地跟我谈了他对国内数学界的看法以及他内心的痛苦。

2月14日，光明日报推出整版报道：《丘成桐：站在国际数学之巅》。稿件刊出，浙大国际数学中心副主任许洪伟教授给我来电话，丘先生从美国来电向我致谢，他还透露，一位中央主要领导看到光明日报的报道还专门给他打电话。

与丘先生认识拓展了我的报道领域，我走进了数学的殿堂，与一批数学大师结缘。

2006年6月3日，丘先生在北京宣布：中山大学朱熹平教授临门一脚破解了世界数学难题“庞加莱猜想”。

很快，我接到报社任务：采访丘成桐与朱熹平。邓凯来电话说：人物版在本月26日留出一个版给朱熹平！

但我却找不到朱熹平，他躲起来了。与丘先生联系，他答应接受我采访，这使我心里有了底。

我开始从外围入手，采访与朱熹平熟悉的人，第一个便是浙大国际数学中心主任刘克峰。

刘克峰是丘成桐学生，早在香港数学家大会时我已将他列为采访对象并多有积累。让他谈朱熹平，他却一次次把话题转到自己身上。结果刘克峰的稿件意外完成，我仅用了一天时间就完成了8000多字的人物通讯，后来发了一个版。

然而朱熹平却神龙见首不见尾——手机一直关机。

19日，国际弦理论大会将在北京召开，丘成桐任主席。国际物理学界的双子星座——“轮椅上的爱因斯坦”霍金，“活着的牛顿”格罗斯赴会，朱熹平也将参加会议。

听说霍金将来北京，邓凯给我来电话：“再给你一个版，写霍金！”

写霍金？千载难逢啊！但朱熹平的任务没完成，我哪敢再写霍金。

“请樊老师写吧！”我建议。

樊云芳，首届范长江奖获得者。一听说采访霍金，患癌症初愈的樊老师欣然答应，迅速赶到北京。

20日晚，丘先生在北京友谊宾馆做关于“庞加莱猜想”的报告，我参加了。

意外地遇见霍金，他坐的轮椅停在过道上，距我仅一米之遥。因此，我为樊老师提供了一段现场描写。

依然没见到朱熹平。

23日晚上采访丘先生，结果去了一群记者，我无法单独采访。

此时我心急如焚。26日的版面等着我，可我连朱熹平的影子也没见着。

放弃？不甘！一路追踪，朱熹平都成了我的“猜想”了。

“朱熹平猜想”？我脑子突然灵光频闪：何不把追踪朱熹平不遇的经历作为“猜想”写出来。我欣喜莫名。

23日夜动笔，至次日上午，9000字的稿子一气呵成。

《“朱熹平猜想”》一稿26日如期刊出，一个整版。新华文摘转载。

26日晚，丘先生应邀到光明日报做了一场数学之美的演讲。演讲结束，报社将我写他的稿子的版面制作成铜板作为礼品送他。讲课从不收报酬的丘先生看到这份特殊礼品，他笑着收下了。

因为写了多位数学家，人物版希望我干脆写数学家系列。杨乐第一个入选。但他拒绝了。当我把登有丘成桐等人的光明日报给他看时，他才答应。

但这个系列最终没写成。有关单位告状，指责光明日报报道丘成桐太多，而丘成桐却在不断批评中国数学界！

报社领导一声叹息：数学家系列停了吧。

从此我再没见过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