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是挑战也是娱乐

拉马努金历来令人着迷。

拉马努金出生在印度南部，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数学教育，但有着令人惊异的数学天赋，似乎可以感知到大量数字关系背后的规律，因而也被称为是“知无涯者（the man who knew infinity）”。在他留下的三本笔记本和一些草稿纸上，写着大约4000条公式，包括哈代在内的众多数学家曾经痴迷其中。有数学家说：“拉马努金的重要，不仅仅因为他是一名数学家，而在于他告诉了我们人类大脑可以做到何种程度。”

我们之前也推过介绍他的文章。几天前一篇介绍椭圆周长的文章《可怕的椭圆：没有周长？怎样算?》中，也看到了拉马努金令人吃惊的公式。有读者评论说，“所以说拉马努金是神”。是的，拉马努金真如神一样，无处不在。

文中介绍了许多小故事，例如他计算圆周率的公式：

数学家们发现，拉马努金的许多公式既优美又晦涩。让他们惊讶的是，有个公式提供了一个极快速的方法来计算π值这一古老的课题。就在去年（编注：指1986年），一位计算机科学家运用拉马努金公式的某个版本将π计算到了17 000 000位。这之后，数学家才能证明拉马努金的见解为何是正确的。

这篇文章来自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数学百年风云：〈纽约时报〉数学报道精选（1892-2010）》。看着题目很有趣。如果翻译不错，应该是值得购买的。

数学家口述——张圣蓉

《三联生活周刊》在6月9日刊浦实的文章 《学数学的女生，很酷》。这篇文章是著名的华裔女数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张圣蓉先生的口述。

她说：

我在西安出生，在那里长到三岁，随父母去了香港，再由香港去了台湾，1970年从台湾大学数学系毕业。那一届数学系非常特殊：我们班40个人，有12个女生。往常一届通常只有四五个女生，我们那届女生却特别多，集成了一股互相帮助和砥砺的力量。这群女生后来继续在数学上发展的很多，拿到博士学位的大概有七八个，在学术界发展的有五六个，现在有四个人在美国大学教数学。罕见的人数优势让我们谁都不落单，彼此扶持，走了下来。数学家的成长无论是生活方面，还是学术方面，都需要彼此呼应、一起前进，处于孤立状态是很难的。

我上初高中时最享受的就是解析几何。三角函数，做一个解析题目，通过加辅助线，可以解决本来解决不了的问题，我非常喜欢。在我记忆里，数学一直不仅是一种智力上的挑战，也是一种集体的娱乐，是一种很热闹的学问和活动。

对我那一代的台湾年轻女性来说，选择来美国学数学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对于我们来说，来美国不完全是求学和研究，也是一个生存发展的好选择。

数学家的观点——丘成桐论《中国高等教育》

2019 年 6 月 11 日，丘成桐先生在于清华大学举办的第八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ICCM 2019）做公开报告《中国的高等教育》。

他在文中回顾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历程。特别他高度评价华罗庚等的回国，并驳斥了流行的说华先生权利欲大的观点：

在这极端困难的时刻，一批一流学者自愿回国，其中最出色的是华罗庚教授。他放弃了伊利诺大学的优厚条件，全力以赴，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最重要的数学人才。华先生的数学水平比当时国内任何一个数学家都要高出一筹，当数学所的所长不单是当之无愧，而且也是最合适的人选。没有华先生的领导，恐怕中国数学达不到六十年代的小康局面！这几年来，我看到一些报导，说华先生当年做所长，有权力欲望，使人啼笑皆非。华先生回国就是要带领一批年轻人干大事，在谁都没有能力做所长的时候，他不挑这个担子，谁挑？报导又说，陈寅恪先生和竺可桢先生都对华先生有意见。陈先生和竺先生虽是一代大师，但他们不懂数学，大概是受到旁人的误导吧！

关于华先生“争所长”，有的文章是这样描述的：

恽子强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编译局副局长，他告诉竺可桢：华罗庚急于要筹建数学研究所，并毛遂自荐要当该所所长。苏步青（1902-2003）原为数学所筹建中的筹备主任，按理来说既为筹备主任，自然是该所所长的首选人物，然而苏步青也有自己的弱项，不知什么原因，他在竞选所长的仕途中遭到了物理学家张宗遂、数学家陈建功的共同反对，说明并非是众望所归。

对于华罗庚急于要自揽数学所所长一职，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一开始“极不赞同”，然而华罗庚“功夫在诗外”，在竞选所长的过程当中频出奇招，“华又在到处演讲，在《人民日报》写文”。天道酬勤，经过综合考察后，中科院领导层的天平开始倾斜到华罗庚一边，院党组书记恽子强与竺可桢商谈，请竺劝苏步青自动退避三舍，成全华罗庚出任数学所所长之愿望。

丘成桐先生也如当年华先生一样回国尽力，也有一些类似的“非议”。读者可以参考文章《丘成桐强国梦面对面：我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

在这次演讲中，丘成桐先生也一如既往地敢说。他批评了中国的院士制度：

中国另外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就是任何一个读书人，一生只醉心于一个目标，那就是当院士。

这个头衔所赋予的学术和政治权力委实太大了，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毕竟，一所大学的地位取决于院士的数目。因此，院士是不可能得罪的。另一方面，他们在研究方面的成就，却往往和他们尊贵的地位不匹配。院士的选举牵涉及太多的人事政治，一旦他们成为院士，就可以在大学甚至整个社会发挥不正当的影响力。

部分问题源于根深蒂固的权力，以及「敬老」的文化。早已超过了退休年龄的学者，即使已不再积极的从事研究，甚至已跟不上研究的步伐，但是仍然持续地主宰着他们的领域。中国的院士制度也受到政治的压力、贿赂和腐败的影响。流风所及，硏究人才的升迁竟然和学术成就的关系不大！

所以中国科学要有突破，必须打破院士垄断的局面。但是院士已经是一个既得利益团体，不可能一下子打破，只有中央下决心才能改变它。

关于院士的行为规范，6月11日，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意见《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意见中直接要求：

每名未退休院士受聘的院士工作站不超过1个、退休院士不超过3个，院士在每个工作站全职工作时间每年不少于3个月。

抵制各种人情评审，在科技项目、奖励、人才计划和院士增选等各种评审活动中不得“打招呼”、“走关系”，不得投感情票、单位票、利益票，一经发现这类行为，立即取消参评、评审等资格。院士等高层次专家要带头打破壁垒，树立跨界融合思维，在科研实践中多做传帮带，善于发现、培养青年科研人员，在引领社会风气上发挥表率作用。

这实际上也得益于丘成桐这些敢于发生的数学家，科学家的大力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