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生申请美国麻省理工全军覆没不是你想的那样

前几天被一篇文章刷屏，标题是“美国麻省理工零录取中国学生，斯坦福取消中国大陆面试”。文中说，2019年麻省理工的EA录取名单里，没有一个中国大陆学生。这则消息，让走国际教育路线的中国家长和学生们很焦虑。

但是细看之下，事实远没有标题那样耸人听闻。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美国大学的申请流程。美国大学本科生的录取，分为早录（Early Action或者EA）和常规录取（Regular Decision或者RD）。早录比常规录取早一轮。报名截止日期一般在每年的11月上中旬（各校不尽相同）。通过早录，招生委员在常规录取之前，会先招收一些优异的学生。早录又分两种。如果是有限制力的（restrictive early action）的早录，那么一般来说，被录取后就必须去那个大学。如果是没有限制力的，那么即使被录取，依然可以申请其他大学并接受录取通知。

说白了，这有点像中国大学的提前招生。

在早录之后，当然还有常规录取。常规录取报名截止日期在早录之后，从当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春天不等。

这次刷屏的消息，是说麻省理工的早录中，没有中国大陆的学生。

这当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还有之后的常规的申请。当然，在敏感专业签证紧缩的背景下，有些专业的研究生招生确实会受到影响——因为学校会害怕中国学生最终无法来美国而减少录取。但是，本科专业的招生，很难说受到了最近政府政策的重大影响。据国际教育机构“爸爸真棒”和“真榜”的初步统计数据，今年被麻省理工录取的中国籍学生，至少已经有11人，比去年还多了三人。被斯坦福录取的大陆籍学生也至少有26人，比去年人数还多。

这哪里是什么“全军覆没”？

这样的文章会刷屏，大概还是因为社会背景下的焦虑。这种耸人听闻的新闻，让很多读者有种疑问：美国的大学也在围堵中国吗？

关于美国高等教育，有几点应该澄清。

美国联邦政府政策，对于大学的影响非常有限。这是因为，美国的大学，不受美国教育部领导，享有很大的独立性。美国的公立大学，会接受州政府的拨款，所以有义务招收一定比例的州内学生。但是对州政府的义务，也就仅此而已。在其他的招生、教学、科研等领域，州立大学享有高度自治。而美国的私立大学，比如常春藤盟校，由于财政独立，其自治的程度，比公立学校还要更高。招生章程和管理的规则，全部都由学校自己决定，甚至不必向外界公布。哈佛大学最近几年被亚裔团体控告招生歧视，才勉强透露了一些招生的原则。可见，之前招生的章程，完全是学校自己决定。不会受政府的影响，更不受政府领导。

无论公立私立，美国大学的日常运作，一般都由各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管理。重大决策由校长和其他校务官员决定，报告给学校董事会批准。值得注意的是，学校的管理层，大多是由在本学科内取得学术成绩、教学成绩斐然的教授组成，不会出现政府任命校领导，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虽然校董事会有非学术领域的政商界人士，但是董事会的功能只是监督和批准重大事项，一般不插手学校的日常工作。比如，大学校长和院长的人选，就不是由政府任命，而是由校内教授组成的委员会（Search Committee）来组织面试和遴选，征求校内师生和校外同行的意见，形成一个公平的决定，并最终报给校董事会批准。

可以说，美国的大学，体现了美国民间的自治传统。

学校的独立，关键在于美国教授的终身教职制度。这项欧洲中世纪的传统，让美国的大学教授，在任职6年后，可以获评终身教职。之后，没有极特殊的原因，学校不能将其解雇。这种铁饭碗，保证了教授面对政府权威，多少可以保持独立批评的姿态，而不沦为权势的附庸。

美国的大学，不仅不受政府领导，还往往会成为批评政府的中心。这很有点像我国古代学校的“清议”传统：学校保持思想的独立，不断批评政府的政策，成为舆论形成的中心场所。且不说远在越南战争时期，是美国大学师生的抗议，最终让美国政府从越南撤军。最近几年，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的高校教授，以其浓厚的自由派色彩，一直在抨击特朗普总统的各种政策；从移民、医疗、金融，国防、到外交，几乎在每个领域，都能听到来自大学的批评，把总统骂了个无微不至。

比如，特朗普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就特别不给总统面子。特朗普曾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学校”。可是宾大沃顿商学院的院长Geoffrey Garrett就很不同意总统的政策。2018年5月，Garrett院长在讲座中声称：中国在积极政府引导下的创新政策，与美国不同。美国应该理解各国的差异。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是由于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不同地位而造成的，特朗普政府人为干预贸易的努力，只能是徒劳的。Garrett认为，中国政府一直在防止人民币贬值，根本没有出现如特朗普所说的，压低汇率鼓励出口的意图。Garret还认为，所谓中美的贸易赤字问题，在美国更多的是一个政治上的幻觉。本质上因为社会的贫富分配不均，普通美国人在过去十几年中，无法从科技创新中得到好处，于是认为是墨西哥移民和中国工人抢走了自己的饭碗。总之，在Garret看来，该校毕业生特朗普对中国的指责，是一种“双重标准”。

就在前两天，当美国提高关税之后，又有不少美国大学教授，纷纷提出批评，认为贸易战的最终受害者将是美国普通消费者，他们将为高涨的物价买单。比如，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就批评特朗普目前的要求过于苛刻，“不是谈判的基础”。

这些高校教授的观点是对是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美国大学对于政策的批评，却是源远流长、掷地有声。

另一个例子：从去年开始，特朗普政府出于对华的竞争性政策，收紧了敏感专业的对华签证。这在美国高等教育界引发了一片反对的声音。据2018年7月《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该政策引发了大学普遍的忧虑。文章引用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研究国际学生流动性的教授珍妮·李(Jenny Lee)的说法，“中国研究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自己寻找更好的机会”，绝非间谍。签证紧缩，最终会损害美国高校的经济收入和科研力量。多所高校高度评价了中国留美研究生对美国科研的杰出贡献，认为对华签证的限制政策，不仅妨碍了学术自由，而且是一种针对华人的“种族主义”。

这些例子说明，美国从来不是一块整钢，大学有自己的自治传统和自由精神。

从历史上看，美国的高校，即使在冷战中，也从来没有成为政府的傀儡。比如哈佛大学的学术权威费正清教授，在中美外交完全中断的情况下，一直在批评当时美国政府的对华“遏制”政策，呼唤更为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力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美国的大学中，一直凝聚了一大批热爱中国的知识分子。

因为一届总统的竞争性对华政策，而抵制所有来自中国的学生，这在美国高校的自由和自治传统中，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

这让人想起我国古代思想家黄宗羲，对“学校”的期望。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写到：“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以为是，而公其是非于学校。” 就是说，总统说的话，也未必是正确的。所有的政策和意见，都应该在学校里，公开的讨论，让天下人知道是对还是错。

我想，这可能就是美国大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