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耶鲁的一场毕业典礼上,一个两岁大的小孩呼呼睡得正香,事后回忆起这一天,“这是我第一次在耶鲁的讲堂里睡着。”大约是因为和学习的缘分太浅,即便已经享用了全美最好的教育资源,他的学习成绩也一直在B徘徊。当然,这并不影响他踏入耶鲁大学的大门——在中学时期,他父亲就已经是赫赫有名的石油大亨。精英世界运行着另一套规则,生于显赫家族的笨蛋也能取得比平民天才高得多的成就。世人常常戏称他的智商只有80,但他自信满满,“差生也可以成为总统。”
他叫小布什。
“许多一流大学喜欢吹嘘 ‘无资金需求’ ”,丹尼尔·高登在《录取的代价》里写到,“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对财富视而不见。”世人认知里,教育通常承载着阶级跃迁的希望。但在美国,平民孩子想要进入一流大学,需在所有方面都做到无懈可击。相较之下,一流大学往往会为权贵家庭的子女大开方便之门,即便他们成绩平平。数以百万美元计的捐款足以稀释高校对学生的硬性要求。
小布什算是中美皆知的著名例子,只在他个人自传里就记载了蠢事一箩筐,常常让打开书本的读者怀疑耶鲁的节操和美国民众的判断力。但小布什太过特殊,另有例子可以更好解释美国名校的招生逻辑:
1991年,德州石油巨头巴斯向斯坦福大学捐赠2500万美元。
1998年,巴斯的女儿玛格丽特成为格罗顿中学9名斯坦福大学申请人中唯一被录取的学生。尽管她的成绩在9名申请人中倒数第二。
成绩不够好?
没关系,有钱就行。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探究美国大学发展史,生存压力面前,公平是个伪命题。
运营大学的成本如此高昂,仅凭国家经费根本无法维持,校友包括社会人士的捐款都是重要收入来源。
与之对应,为捐款人子女入学提供便利也经成为明面上的“潜规则”。
这也被称为“传承性录取”。
不过,在歌颂自由和民主的资本社会里,即便私下为捐赠者大唱赞歌,高校们也常常需要接受舆论监督。
2002年,为了录取参议院前共和党领袖弗里斯特的长子哈里森,普林斯顿通过了另外4位哈里森同期毕业生的申请——他们的学业成绩都比哈里森优秀太多,拒绝任何一位都有可能引起公愤。
最后的结果是,普林斯顿最后给出了5个offer。
这看上去有点讽刺,基于公平的考量却造成了更不公平的结果。连普林斯顿校长都不得不出面告诫招生部门,录取哈里森应属于下不为例的特例。
事实呢?
类似的特例在丹尼尔的书中出现了不下百次。作为哈佛毕业生和《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丹尼尔着力还原美国名校招生全景,种种迹象表明:
在常青藤模糊的招生准则中,比起智力、领导力、批判思维等评价标准,家境优渥才是确定性最强的“优秀”。
换句话说,聪明人这样多,有几个小布什?
而在这种强有力的逻辑面前,来自舆论的压力也很难让情况变更好,有时还会更糟。
2、有意思的是,把时间往前倒30年,相比对美国学生日渐“现实”的要求,中国学生却能得到美国大学的另眼相看。为什么?当时美国大学能收到的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实在是太少了。事实上,由于经济实力和国际环境的原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清华北大是好学生们在求学路上所能想象到的极限。
太多中国人压根没想过去美国大学念书。
一名于1978年(高考恢复后第二年)考上北大中文系的学生,用“奇迹”来形容去她在南卡罗纳大学的求学时光。
也是在到达美国很长时间之后,她才发现这个奇迹背后的主要原因:南卡罗纳大学英文系在历史上从未接到过一份来自中国大陆的入学申请——不是台湾,不是香港,而是那个红色大中国的申请。
“我现在还能记得英文系系主任罗斯罗伊博士是多么地乐于带我在校园中漫步,兴高采烈的他,不管遇到什么熟人都会这样介绍我:“这位是查小姐,”然后卖关子似的停顿片刻,接着爆出我的惊人来历:“她来自北京,中国”。那一时期,勇于申请美国高校的中国学生寥寥无几。即便没有显赫家世,“中国”本身对力求多元化的美国大学们而言,就是难以轻易抗拒的诱惑。直到20世纪初,情况才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有本书相当有名——《哈佛女孩刘亦婷》。在编辑母亲的操刀下,《哈佛女孩刘亦婷》这本书几乎一出世就大爆,硬生生从市面上一众小说和经管类书籍中杀出一条血路,最终卖出了200万册的傲人成绩。
图片来源:出版广角,2000年10月刊
当然,这本书的畅销程度不是今天要讨论的重点。真正重要的是,该书通过记录刘亦婷获得哈佛全额奖学金的过程,展现给世人这样一个图景:普通人也有去哈佛念书的可能。读美国名校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难。是什么时候开始变难的?
当人们知道这一点。
3、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过去二十年,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暴增。
现如今,“中国学生”不再是个稀有名词,赴美留学的难度也大幅增加。即便手握大笔钱财,中国富人们也不得不适应新的游戏规则。“中国”的标签在申请时毫无优势,捐赠的水又很深,难道直接打电话给招生办送钱?未免太不体面。
针对这一需求,一大批中介应运而生,近期被热议的,“美国史上最大招生丑闻”主人公辛格在接受调查时就表示,
“进入名校有三扇门,一是前门,你自己走进去;二是后门,借助外力推进去,但得花十倍的价钱;而我创建了一扇‘侧门’。”
常年浸淫在升学圈子的辛格深谙名校招生规则,借着金钱之力,他硬生生在名校招生围墙上撕开一个缺口。
路子非常野。
综合目前报道,辛格团队的主要手段有三种:
一、找枪手;提前打点好SAT和ACT考场(美国高考)监考人,让枪手替考,或让监考人现场纠错,以求高分。
二、开证明;联合医生,以孩子有“阅读障碍”为名,申请延长考试时间或降低评分标准。
当然,上述两种方法都属于初级作弊,容易理解,暴露风险也较高,总收费在1.5万美元到7.5万美元之间。
而在这两种之外,还有一个更贵,也更“安全”的方法——伪造“体育特长生”。
众所周知,美国对体育文化的推崇近乎狂热。“常青藤联盟”最初就是因为校级体育比赛结成的高校联盟,至今每所高校仍会留出一定的名额给体育特长生,斯坦福尤甚。
赵雨思就这样成为了斯坦福的高材生。为了给女儿一个帆船运动员的身份,步长制药董事长赵涛在辛格处花去足足650万美金。
尽管赵涛很有可能对这650万美金的详细去向并不知情。
据《每日邮报》,辛格只花了50万美金贿赂斯坦福大学的帆船总教练。斯坦福官网发布的声明更显无辜:没有从辛格处收到650万美元,通过辛格的基金会捐赠给斯坦福帆船计划的总金额为77万美元。
细细体味,居然能感觉到一丝丝遗憾。
事实上,若不是碰上黑心中介,走正式捐款途径,650万美元或许能为赵涛换来斯坦福大学里一栋建筑物的冠名权。
结语辛格黄得很彻底,但他代表了一群人。过去十年间,大大小小的中介机构拔地而起,纷纷瞄准迫切想要送儿女上名校的中产及富豪们。据《华盛顿邮报》披露,纽约一家名叫“藤校教练”的机构,一套5年的全方位服务高达150万美元。“特权阶层花钱买到一切,觉得不公平吗?” ‘藤校教练’的负责人布莱恩·泰勒说,“是的,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简单话语描摹的割裂现实极具煽动力,这是面对媒体时的绝佳说辞,或许也是这样好的口才为“藤校教练”赢来了大批用户。
可事实真是如此吗?
走正门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走后门需要显赫家族的支持,走侧门,则要做好东窗事发的心理准备。
赵雨思就是最好的反例。
说到底,亚裔学生要怎么才能获得美国名校青睐?
众说纷纭。事实上,美国大学招生并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则,同样一个学生,今年能申请成功明年情况也有可能完全不同。也是在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综合研究中美高等教育的差异后,曾凭《浪潮之巅》在畅销书榜征战的吴军才在另一本名为《大学之路》的书中给出了以下四点意见:
1、选择相对冷门的专业更容易成功。亚裔学生需要从单纯追求工程和医科等专业,转变为对各种专业都抱有兴趣。一直以来,亚裔学生都更青睐容易找工作的专业,扎堆现象相当严重。这不是大学乐意看到的场景,为了进行平衡,大学们很有可能给出拒信。相较之下,明确表明愿意选择冷门专业,能够提高录取的可能性。
2、减少一些无谓的学术活动,把时间花在寻找自己和学校的“钩子”上。以前只要进入美国数理化、计算机、信息和生物等奥林匹克学术活动的训练营,几乎任何大学都可以随便挑。但现在,学术活动的经历并不比做出一个百万用户级APP更有吸引力。相比其他族裔的学生,亚裔学生的学业成绩已经足够好了,成绩单再漂亮一点点,对大学录取已经影响不大,需要强化的是能够把自己的经历编写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来打动大学招生人员。一言以蔽之,在中国念大学需要好成绩,在美国念大学需要好故事。
3、在学校和各种场合勇于表现自己。亚裔学生常常过于在意分数,某一门课得了B就会很难过,却对球队队长或学生会主席的位置毫无野心。这不是一个未来领袖的心态,也不符合美国一流大学对学生的要求。
4、最后,也是亚裔和亚裔家长们需要做的最重要的努力,积极参与大学的各种活动,帮助大学与各地的工业界及政府进行合作,为大学捐款。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一流大学的运营体系里,失去捐款的大学将面临倒闭危机,乐意捐款的族裔因此在大学招生过程中拥有更高话语权。只有亚裔也积极参与其中,才能为更多亚裔学生赢得进入好大学的可能性。潘石屹夫妇曾经因为捐钱给哈佛和耶鲁饱受攻击,但这捐出去的2500万美元却为整个华裔群体提供了更公平的教育机会。值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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