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美国大学招生舞弊丑闻的各色报道令人目不暇接。事件在将不少美国社会名流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再次推上风口浪尖的同时,也无声地揭示了一个事实: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充满神圣感的美国高校录取过程背后,不仅有开放包容的价值观,更蕴含着其特有的一套游戏规则。
曾经在美国前三十名的大学担任过教育主审官的笔者在密切关注这则新闻的同时也不禁陷入思考。其实在美国大学的申请中,“走后门”的现象时常发生;但之所以大部分都没有转化为丑闻进而引爆舆论,是因为这些“后门”大多是对规则进行合理利用的衍生产物。此次事件正值一年申请季收官,而更多的申请者已经开始为下一学年的申请厉兵秣马,因此本文的初衷并不在于针对涉事名人或高校的道德判断,而是希望借机分享我多年来对于美国高校招生“走后门”现象的观察和思考。
美国高校都有哪些“后门”
其一:“Legacy students”
美国高校,尤其是名校,都十分注重其生源的传承,并将其作为延续和拓展学校综合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各高校的申请系统都为申请者设置了专栏用以声明申请者本人的家庭和所申请学校之间的联系,而如果申请者的直系亲属(包括父母和兄弟姐妹)甚至是祖父母曾经毕业于该所高校,这样的“Legacy”(传承)则会在高校招生办对该申请者的录取决策中起到很大的影响。其中的逻辑简单粗暴却又实用:申请人的家人已经证明了自己具备在该校完成学业的能力,而又一位家庭成员的录取也会增大这个家庭回馈母校的可能性。虽然对于没有家族传承的申请者来说,这样的录取逻辑并不公平,但对于美国高校而言录取更多的“传承”申请人是最能带来直接捐款效益的。
其二:“Minorities”
大家都知道美国社会以其包容和多元化闻名于世,高校往往更是进步思潮的源泉。因此众多名校每年会在整个申请池中录取相当比例的社会少数群体,以确保其学生群体的“多元化”,同时证明该校的录取结果充分代表了不同的社会群体。这样的“少数优待”不光体现在种族和肤色上,也体现在社会收入阶层、性取向、以及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可以说在学术背景等其他申请条件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在材料中体现了自己来自这些少数群体的申请人将会享有更多的录取机会。尽管给本来就充满不确定性的录取过程增加了不少徇私舞弊的空间,但客观来说,作为对社会公正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诠释和实践,这种“少数优待”无疑让美国名校站上了道德和文明的高地。
如果将前两种情况称之为“后门”还无法被所有人接受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后门”则是货真价实,属于特权阶级的游戏了。
“走后门”也分流派
这第三类“走后门”的操作大致可以被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一般是利用申请材料来展现自己的家庭背景或是人脉关系,从而获得招生官的青睐。例如我曾经收到一封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的推荐信,虽然整封推荐信只有五句话,但是其含金量不言而喻。再加上申请者在文章中展现出的鸿鹄之志,被录取也就是水到渠成。至于最终的录取到底是因为拜登的推荐信还是申请者的自身水平,则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相比婉约派的“知君用心如日月”,“豪放派”则是对学校展现最直接的热情——捐款。很多文章说向学校捐款需要通过第三方机构操作从而实现避嫌,其实完全不必大费周章:在美国给非营利性组织捐款可以抵税,并且能选择匿名捐赠。这样一来,父母既可以通过捐款而抵税,又能以此换取小孩录取的机会,何乐而不为?
而还有一类“走后门”的方式,由于其高度的不可复制性和更高的舆论风险,我们姑且只能将其称之为“硬核派”了。在我的四年招生办生涯中,让我影响最深刻的“硬核派”案例有两个:
有一次我刚到办公室就收到了本校大学教务长(Provost,美国大学日常运营的实际管理者)的邮件,指明要重点关注一位大龄申请者。既然学校领导如此重视,我们自然而然就要将这位申请者的材料挑出来仔细审阅。在审阅后发现这位申请者除了年纪比一般本科生大了十岁以外,其他各项标准上都算过硬。然而她在申请文书中讲述了自己年少时曾经做过一段时间毒贩,之后在一次活动中认识了自己的“life mentor”(人生导师),并在这位人生导师的影响下改过自新的故事。虽然在美国按照规定大学不能因为申请者有犯罪记录而拒绝录取,但鉴于这位申请者的特殊背景,仍然需要整个录取团队进行会审。
在会审的当天,平日并不参与申请流程的学院院长却亲自出席,并且委婉的表示由于此申请者是由学校校董A某介绍而来,若没有其他原因就可以直接录取了。事实上A某就是申请者在文书中提到的人生导师,同时还是执政党的最大私人捐赠者。随后我更是了解到,A某作为申请者的导师,还指定她作为宴会伴侣一同出席了当年的白宫晚宴。可见在美国“人生导师”的含义也可以超越其字面意义。
另一次,一位妈妈级的申请者联系到我,说她的硕士申请已经提交了两个月却仍未出结果。经过调查后发现是因为系统失误导致她的一部分材料被遗漏了,因此她的材料一直未被审阅。当时整个申请季已经结束,我们原则上已经不再审阅任何材料了。即便她被录取,最快也只能等到下个学期才能入学。在一番友善理性的沟通后这位申请者对此表示理解,但还是坚持提出希望能立刻入学。她当了18年的家庭主妇,终于熬到了孩子们离家读大学,迫切希望能回到学校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修一个学位。
虽然我被她的热忱感动,但鉴于我们的政策,也只能无奈地告诉她我们没办法审理她的材料。第二天上班,招生办的主任就专门询问我是否还记得这位妈妈申请者。在听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她说我们需要马上审阅她的材料,要是没有大问题就让她赶快入学。
“不可能!”我不假思索。学校都开学一周了,任何规定都不会允许现在才审理材料批准入学。对此主任无奈的告诉我:必须特事特办!因为这件事是大学校长亲自批复下来的。我不禁无语,能让和各国政要谈笑风生的校长亲自关注的申请者,这得是多大的咖?
后来才知道,可能是太想立刻回到大学的怀抱,申请人当晚就和丈夫说起了这件事。作为美国前总统的智囊团核心成员,爱妻心切的丈夫不惜深夜致电美国前总统寻求帮助。于是乎美国前总统又立刻打电话给了我们的老校长,希望能解决他好友妻子的研究生申请问题。最后在整个学校通力合作下,这位妈妈申请者在开学第二周顺利入学。整个过程耗时不过三天。
我们该如何看待美国高校的“后门”
看完这些内幕故事,想必大家对于走后门上大学的各种操作也都心里有数了:“兜里有钱,上头有人”在哪里都好使。然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些手握特权、走“后门”进入大学校园的申请人永远只占极小的比例;而通过何种方式进入校园与学生本人的能力和素养之间更是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分享这些案例绝非鼓励大家效仿或是攻击,而是希望向来神秘的美国高校招生过程能够在广大申请人心中变得更加清晰透明。
其实美国绝大多数高校的录取标准都非常弹性,这也反映了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对于个体的多维度评价理念,所以才会出现大量的“合理走后门”现象。我认为这次的舞弊事件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一个人是否优秀并不取决于他/她去了哪所大学,因为录取只是提供给我们一个受教育的机会,而我们能通过大学的磨炼走向何方,最终还得依靠自己。
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些同学还是不服:身为中国申请人,除了提早规划、合理择校、好好学习、努力刷分,难道就没办法有效地利用同样的规则了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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