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允许搞家庭副业,不少人家选择养羊,羊群规模一般不大,少则三五只,多则十来只。与大队的集体羊群相比,家庭个体羊普遍个头大、长得快、毛质好。原因何在?其一,牧者与羊结合得好,自己家的羊自己放,牧羊人责任心强。其二,个体羊的数量少,通常会选择草质肥嫩之处(田间地头)放养,牧者熟悉每只羊的状态,什么时间饮水,什么时间喂草,哪只羊状态不好,都能了然于胸,非常类似于我们孜孜以求的小班化、个性化培养。
养羊和育人相提并论,或有不当。但育人本来就是慢工出细活的事,是需要精雕细刻的。在现代大学产生之前,传统的巫医乐师百工,多是靠拜师学艺进行传承的,本来就是个性化教学。学生挑老师,老师也挑学生,师生互选之后,就会建立情同父子的师徒关系,好的师傅会倾囊相授,好的徒弟会尽得真传。各行业的杰出人才,大多是这样产生的。在谈及杰出人才时,多会出现"师从xx"、“转益多师”等等说法,都充分说明了直接的经验传授在育人中的重要性。
1980年代,我们称呼上过大学的人,经常会使用"科班出身"的说法。所谓科班,是梨园的授艺方式。近读一篇关于桂剧的博士论文,对科班授艺的过程有了一些了解:名角的诞生是非常艰难的,大多是最优秀的老师与最有天份的学生相结合的产物,这靠规模化、模式化的教学是难以胜任的。当时敢于使用“科班出身”来谈论大学毕业生,也能说明当时大学本科教育还是较为注重个性化培育的。
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现代以来虽多为人诟病,但其特长也不应忽视。私者,个人也,利益主体非常明确。执教的人为谋生,会尽力尽心,学的人为前途,会尽心尽力。但教与学者之间,又绝非单纯的利益交换关系,古人称私塾为学塾、教馆、书房、书屋、乡塾、家塾等,可见还是有着浓厚的人情味的。塾师对学生,也不全是打板子,良好的师生关系也是有的。私塾的规模一般不大,最多也不过二十多人,一两个人也是常有之事,其教学方式自然是小班化、个性化的、因材施教的,若塾师是饱学之士、学生是孺子可教,其培育效果自然会非同寻常。美国哈佛大学1980年代推行"现代私塾"教育,成就了其在全球教育的领先地位。
近四十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逐渐由精英化转向普及化道路,各专业招生人数飞速增长,传统的私塾、科班教育的某些优秀育人经验,几乎完全失去了践行的可能性。学生大班上课,动辄一两百人,一学期下来,任课老师连少数学生的名字都记不住,何谈个性化教学,何谈拔尖人才的培养。教育资源是有限的,大学教师根本不可能向孔夫子那样,带领学生游历天下、广见博闻,学生也不可能像孔门弟子那样,见识老师的成功与失败、喜怒与哀乐。而这种直接的见识,正是人格、智慧、毅力等诞生的重要条件。走出去难,请进来的也没有用。这些年大学强调学术交流,多数高校都会邀请来的大量国内外著名学者讲学,但本科生却无缘一见。外请专家的授课对象,多是以研究生为主的,本科生由于学分和学时太多,必修课和选修课排得过满,很难有机会聆听,造成优秀教学资源的巨大浪费,以至有许多本科生大学毕业了,还不知道常识与创造的区别。
大学本科教育需要回头看,在普及性的、规模化的教育之外,更需要有精英教育的层次,只要这样才能保证一个民族创造性活力。对此我们需要进行积极地探索,是否可以在现代大学里有限度地恢复师徒传承的育人方式?是否可以想法促进各种优秀敎学资源与本科生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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