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符号，哈佛大学

中信出版社将几位《三联生活周刊》的编辑在国外名校的见闻整理成册，出版了一本名为《大学的精神》的书，这本书分章介绍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哈佛大学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院校，自成立开始，就与美国的命运相绑定。英国移民在1620年登陆北美，建立家园后首先想到的便是推行教育，惠及后代，所以登陆后16年便成立哈佛学院，再之后140年美国赢得独立，可以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这个历史底蕴并不深厚的移民国家，一直致力于创造自己的文化，而哈佛在这个过程中，极大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它意识到大学虽不是国家机器，但应自觉地承担某种程度的国家使命。在每次教育改革时，哈佛都会自问，一个大学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1869年，对哈佛和美国都是极具历史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美国刚刚结束南北战争，国家百业待兴；这一年，查尔斯·哈略特就职哈佛大学校长，一场打破传统教育的改革大幕正式拉开。艾略特首先抛出的问题便是，大学到底应该教什么？一个学生学到了什么才能被称为受过大学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模式才贴合大学阶段的人才培养？在冥思苦想之后，艾略特结合自己游学德国的经历，给出了一个十分“美国”的答案——自由。他认为学术之风应是自由的，没有什么是应该学的，所有的课程应由学生自己选择。他将课程分成必修与选修两种，创立了学分制，以此吸纳大量新课，将哈佛的课程从原来的70多门扩充到400多门，这不仅使哈佛发展成为了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也为美国各行各业输送大量人才。至此，传统的教学方式也因这种自由之风的影响而彻底改变，教授们滔滔不绝的演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课堂互动。

艾略特的教改不仅颠覆了古老的教育方式，使这座古典与宗教气息浓郁的传统学院成长为一所现代院校，也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树立了行业标杆，更使美国浴火重生。哈佛第二次重要改革同样孕育在战火纷飞的时代。教授们反复思考“为何德国的自由学术氛围会成为二战的温床”这个问题后，于1945年发表了一份名为《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的红皮报告书。“红皮书”指出，在科技时代无论掌握多少专业技术都显得渺小，考虑到知识的广度与深度，穷极一生都难以学完的现实，大学应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培养对社会和国家负责的人和公民上。从此，哈佛把本科生的课程分为三部分——高度专业化的主修课，依据自己喜好选择的选修课和用来传递符合美国价值观的通识教育课。哈佛通过教授西方文化制度和西方文学名著来训练学生的有效思考能力，交流思想的能力，做恰当判断的能力和辨别事物价值的能力，以将其培养成对国家、社会负责的合格公民。

然而，“红皮书”的教学方式过于倾向灌输价值观，导致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开始拉开距离，而为了阻止鸿沟的产生做出的不恰当措施更使两者陷入了恶性循环。1978年，哈佛出台的“核心课程”计划将教学的重点转向教授“方法论”。同样面对知识广度与深度的矛盾，古典文学与前沿科技的矛盾，新时期的哈佛认为，掌握获取知识的方法以应对在不确定时代的生存挑战，是更加有意义的。从此，“哈佛的课堂不再教授新知识，而是给予另一种看待事物的方法”。像所有时期的教改一样，“核心课程”自推行开始，教授“方法论”的教学模式就一直饱受质疑——因为“受教育”与“技术训练”有着本质区别。

教育改革并没有停下脚步，2013年，哈佛推行的全新通识教育计划将400多门课程重新划分为八个领域——艺术与诠释、文化与信仰、经验推理、伦理推理、生命系统科学、物理世界科学、世界中的社会以及世界中的美国。新的教改旨在将教学拉回到“自由”的主题上，学生们需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判断选择32门课程来花四年的时间深度学习。校方认为，在当代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首先应该理解自己身处的位置，明白自己的诉求，以实现人生价值为最终目标。哈佛这种不预设目标，不与职业相挂钩的教学方式，营造了“自由教育”的氛围，使学生在求学的过程中更易认知自己。

一方面，哈佛拥有的最前沿科技，最自由的环境，巨大的财富和强大的世界影响力，正帮助美国立于世界之林。频繁担任美国总统和政商要职的哈佛毕业生也持续影响着美国政策，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这个国家的命运。另一方面，哈佛基于对社会思潮的改变，对国家发展和对现存矛盾的反思，每隔二三十年便会推行教育改革，以应对最新的社会挑战。而通识教育改革牵涉一所大学最深层次的自我认知以及它对知识和教育最基本的哲学态度，美国命运与哈佛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哈佛大学很好地诠释了大学的意义，它已经成为美国的一种符号，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