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士生涯："活着"走出了世界高校学术训练最严酷之一的地方（四）

我的博士生涯："活着"走出了世界高校学术训练最严酷之一的地方（一）

我的博士生涯："活着"走出了世界高校学术训练最严酷之一的地方（二）

我的博士生涯："活着"走出了世界高校学术训练最严酷之一的地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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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在隧道尽头

从田野中回到象牙塔之后，我又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才完成了博士论文。算起来，从2003年跟阿伯特教授上阅读课时找到研究题目到2009年论文完成，再到2011年翻译修改后的中文版在国内正式出版，这项研究对我而言简直是一次“八年抗战”的艰辛历程。

记得论文写到最后几个月的时候，我每天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死亡恐惧，生怕自己某一天出了什么事故，多年的努力就毁于一旦了。后来我和几位也在写博士论文的同学交流，发现他们其实也有同样的感觉，把自己二十多岁的宝贵年华奉献出来认真做一项研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的，患得患失者大有人在，打退堂鼓者更是不计其数。所以，现在每当有学生向我咨询申请社会学博士（Ph.D.）项目的问题时，我都会给他们一句诚实的忠告：除非有一个研究题目，能让你热爱到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出来，在一种接近赤贫的状态下生活七年以上，否则就根本不要申请。

我想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大学还没毕业就找到了这样一个题目，而且后来一直没有变过，七年的博士学习期间也几乎没有彷徨过。唯一的一次彷徨，是写博士论文时碰巧读到了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时代四部曲”（国内译作《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我虽然算不上左派，却被这位历史学家笔下的巨大力量和美感深深震撼了，觉得社会学的研究和写作方式永远也达不到那样的境界，几乎有了改行研究历史的冲动。不过后来找工作时我的运气出奇的好，虽然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折腾了半年时间，但最终得到了一份梦寐以求的教职，于是改行的想法也就被暂时搁置了。这几年来，我对写历史的兴趣有增无减，尤其想写1979－1989年间的中国法制史，如果以后真能有幸完成的话，还要感谢这次彷徨的经历。

芝大每年开学时，阿伯特教授都要给他带的所有研究生写一封邮件，邮件的最后他总会提到，“灯光在隧道的尽头”（light at the end of thetunnel），然后告诉我们，今年又有哪几位师兄师姐博士毕业了。这个英文里很常见的比喻，用在博士生身上实在是恰切，因为这个隧道的确很长，一不小心就会陷入一片黑暗，看不到灯光。而当日历终于翻到了我博士论文答辩的日子，我才猛然发现，自己离那多年来在眼前或隐或现的神秘灯光已经如此之近了。

按照答辩惯例，博士论文委员会的三位成员要先对论文进行讨论，而我则焦急地坐在那间博士论文室的门口，独自想象着，那扇紧闭的门后面，他们究竟在说着什么。

几分钟之后，门打开了，阿伯特教授让我坐在离门最近的地方，赵鼎新教授和哈里代（Terence C. Halliday）教授分坐在两侧，而他自己则面对着我坐在窗前。这时他一副开玩笑的口吻说：“你知道吗？三十年前我在这里答辩的时候，我的导师让我坐在窗边，他说，万一你没通过答辩的话，可以直接从窗口跳下去。”

一个多小时之后，窗口还是紧闭着，我如释重负地从椅子上站起来，阿伯特教授打开了事先准备好的一瓶香槟酒，四个人举杯相庆。那瓶香槟酒的瓶子，至今还保存在我家的客厅里。

就这样，我活着走出了方庭。

来源：管理学季刊